從偽裝到自白——
邱妙津的“女同”認同之路
劉建華(1)
中國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教師
摘要：邱妙津作為首位以女同性戀者身份進行女同性戀主題書寫的作家，其創作體證了“女同性戀”自我認同由否定
到肯定、由排斥到認可的變異發展。尤其是其通過“女-女”情欲關注女同性戀的探索，突破了之前“女同”情欲規
避的傳統，在臺灣女同性戀文學史上具有開拓性意義。其作品主角一般具有強烈陽性認同的規律，這一方面能
批判既定性別規範對同性戀的壓抑與約束，另一方面卻不可避免存在將女同性戀模式僵化的擬異性化的危險。
關鍵字： 女同性戀；情欲；男權社會；異性戀霸權；性別規範
上個世紀90年代的臺灣，經歷了一場空前的“同志”認知風暴。風起雲湧的同志理論、同志批評高密度湧入臺灣，隨之而興的同志運動和同志亞文化（電影、攝影、話劇等）的廣泛傳播更進一步打破人們對於“同志”的陌生。在這一認知主題的交響曲裏自然少不了文學這一領域的聲部。
其實就文學實踐而言，同志文學的傳統早在70年代就已陸續有所表現，如李昂1975年已經發表表現隱諱的同性愛戀情愫的《莫春》。影響比較直接和強烈的文學事件是1977-1981年，白先勇連載發表了表現男同性戀文化的《孽子》。90年代後，臺灣同性戀小說作為創作熱門出現。在異性戀模式下的性欲書寫漸漸氾濫而有墮入純粹欲望消費之虞時，同性戀文學裏倒因為受異性戀制度禁錮壓抑，性裏有更多的情感濃度，從而成為更能體現生命思慮的文學類型。朱天文稱：“一個文明若已發展到不要生殖後代了，情欲昇華到情欲本身即目的，於是生殖的驅力悉數拋擲在情欲消費上……這不是‘同性戀化了的文明’呢？”[1]
而在臺灣人空前高漲的“同志”書寫熱情當中，有一位備受爭議的作家尤其醒目：臺灣女同性戀史上的重要人物、首位以女同性戀者身份進行女同性戀主題書寫的邱妙津。
邱妙津是臺灣彰化縣人，畢業于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曾在“張老師心理輔導中心”擔任輔導員，接著在新新聞雜誌社擔任記者。在她赴巴黎留學之前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鬼的狂歡》和中篇《鱷魚手記》；1994年出國，就讀於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第二階段心理學系臨床組，之後曾轉入女性主義研究所。1995年，邱妙津以一把水果刀刺入胸部，結束了自己二十六歲的生命。同年，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寂寞的群眾》以及類遺書的書信體小說《蒙馬特遺書》。她的作品以女同性戀主題居多，“締造了90年代臺灣女同志書寫的里程碑”，其創作深遠地影響了臺灣的同性戀文學。
當然，作家的醒目“意義”或“價值”絕非僅僅體現于作者本人具有神秘性的個體經歷，也不單體現在其性取向與作品主題的一致上。邱妙津個人的思想卻充塞著自我認同與自暴自棄的衝突，其女同志身份的成長歷史更隱含著時代標記、以及更巨大的爭議性。邱氏的自我認同衝突在她的文字世界裏集中表現在人物或者作者本人對女同性戀情欲的矛盾掙扎上。邱妙津的“書中刻畫了沉痛而且慘烈的女同性戀關係,突顯出女同性戀之間的愛欲情狂及挫敗失意,打破了傳統以為女同性戀只是純粹浪漫的精神戀愛之刻板印象”。[2]前期“女同”描繪者如朱天心等人隱蔽的“春風蝴蝶”式無情欲的女同性戀發展到邱妙津這裏，壁壘被打破。身體與情欲充滿痛苦的現身剪斷了之前女同性戀形象之間的去性化精神聯繫，強烈的“女同”認同焦慮使“性/別”觸目驚心地介入到邱氏角色的自我認同。她不再規避女性與女性之間（“女－女”）的情欲描寫，反而以一種獨到、深邃的目光關注著女同性戀的情欲，將女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與情欲思辨緊密聯繫在一起。
由《鬼的狂歡》、《鱷魚手記》到《蒙馬特遺書》，邱妙津對待“女同”情欲的變異書寫，顯現出“女同”認同由壓抑走向開放的變化。
解讀其前期作品如《臨界點》、《柏拉圖之發》，不難發現作者對女同性戀自我認同的焦慮。這一時期，邱妙津甚至尚不敢讓第一人稱的“我”以“她”現身，敍述者以男性自居，卻時時處處尷尬地流露出陰性特質。邱妙津緣何如此執著於“男性自我”？這並非其對於女性本身的否定，而是邱妙津對女同性戀的焦慮導致分裂出一個男性自我的需要。讓人感覺特質錯亂的主角恰是作者有意為之的產物，而這一轉換動機背後深藏的，是邱妙津對於同性戀這種非常態情愛模式的恐懼。
在另外一部具有非凡影響效應的小說《鱷魚手記》中，邱妙津描寫了女同性戀複雜磅礴的愛欲流動，被看作是臺灣女同性戀小說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小說以並行結構描寫一個名為拉子的女同性戀者的愛欲糾葛以及一“只”偽裝的穿著人衣服的鱷魚在都市中受到人們追逐圍剿而最終自焚的過程。在這部作品中，邱妙津開始正視女同性戀身份的客觀事實性。她在開首宣告：
“從前，我相信每個男人一生中在深處都會有一個關於女人的‘原型’，他最愛的就是那個象他‘原型’的女人。雖然
我是個女人，但我深處的‘原型’也是關於女人。”
“我是一個會愛女人的女人。”[3]10
但這種明朗的態度並沒能一以貫之地經緯全文，小說的隱喻以及並行結構的處理方式，在在折射作者在女同性戀自我身上感受的疑慮、恐懼和痛苦。拉子的故事和鱷魚的故事表面看起來似乎平行無交，互不相干，實際有深層的符號指涉聯繫。鱷魚某種程度象徵著同性戀者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孤絕、受抑的存在處境，以符號表徵的方法強化了拉子內化的恐懼、焦慮。是以，一個時期“鱷魚”被看作女同志身份的意象。有學者認為，主角“拉子”名字是轉音自lesbian(女同性戀)的簡稱les。只是無論這個代名詞多麼明顯地指稱女同志，其內在意涵依然是“不可說”的恐懼。
如此，“是”而否定其所“是”的心理悖謬使得邱妙津的《鱷魚手記》彌漫著“性別”的認同爭執：表面上敍述者以“他”自居，借此掩蓋自身性別失序的混亂而事實上身為“她”的陰性自我自始至終未曾離場。同性戀焦慮導致了拉子“男性”自我的需要，以偽裝的男性角色來回避“女-女”感情的可能。而一旦面臨切實的內心欲望，這種回避不可避免顯得荏弱無力。是以，儘管拉子開宗明義宣稱自己只愛女人，但她對自己的身體欲念卻始終懷有一種深刻的原罪懺悔意識。她不斷對抗著對於水伶的欲望也抵制水伶對她的身體引誘。堅持以精神愛戀水伶，不過是她對自身“女同”身份始終深懷一份自卑怯弱的體現。她抗拒水伶對她的身體誘惑實際是對自己“女同”身份的曲折抗拒。於是抵抗命運與抵抗情欲在拉子這裏合而為一，顯現出一種焦慮恐懼和渴望交纏的複雜情感，保守、被動而充滿受挫感。逐漸顯現的情欲一步一步逼使拉子直面自己的先天命運：
“對於我身外另一個人類的渴望這件事，象一把鑰匙，逐步地把隱藏在我身內獨特的秘密開啟出來，像原本就雕
刻在那裏的圖案從模糊中走出來，清楚得令我難以忍受，那是屬於我自己的生存情境和苦難；
“我在前所未有的罪惡感與恐懼感中，象搓蘿蔔簽一樣，在搓板上被磨得皮綻肉爛……我只是預期著我將幹下與女
人肌膚相親的滔天大罪，更在她出現以前，更輕微，只是隱約覺得自己得提著鞋子躡腳走路，轉彎閃過人人都會
拿石頭丟玻璃屋的那個方向，在離得夠遠之前，不要被拿著石頭的人們叫住了。”
“在我發現自己以一種難容於社會、自己的樣貌出現之前，它已形成它自然的整體了，而我只能叫囂、恐嚇、敲打
它，當實質上奈何不了它時，我就在概念上否定、戕害自己”。[3]57-58
對於這種命運她是如此抗拒以至不惜自鄙自貶自我否定；這種抵抗落實到情節上，即邱妙津寫及拉子與水伶二人曲折的情感關係上時，拉子表現出來的反復、冷落和拒絕；拒絕水伶加諸於己身的誘惑，拒絕“罪惡”的欲望——這在拉子看來與拒絕“女同”的“罪惡”命運一致。性焦慮成為拉子無法直面的隱痛。當水伶企圖以身體欲望作為挽留拉子的努力時，拉子感覺到“致命的恥痛”：
“從她黏熱且緊緊纏住我的身體帶著‘獻身’的意涵，這是從來不曾出現的複雜語言。雖然是極其隱晦曖昧的波襲向
我，可連她都不明了，她正以某種新的成熟做為絕地挽留我的最後手段，但對我而言正是致命的恥痛，像用燙
紅的鐵絲猛然插進猴子的屁股。”[3]66
帶給邱妙津所謂的“致命恥痛”的，正是發生在兩個女性之間的性欲可能。“春風蝴蝶”的無欲想像，在此徹底破產。
拉子的痛苦與掙扎，鮮明地表現著女同志在面臨性欲渴求時，顯現出的疑惑、不安及恐懼，以及由此而生的對自身主體的焦慮與否定。在邱妙津對拉子錯綜複雜的情欲書寫裏充滿了挫敗、疑慮和否定：“她的羅曼史，非但勾勒出女同性愛戀的癡狂和挫敗，凸顯恐同與異性戀主義的恐怖、荒謬及其所造成的扭曲與孤絕，又藉著複雜的T-婆關係，質疑了異性戀體制下的性別與情欲概念”[4]145。追究而言，是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造就一個情欲控制的枷鎖，逼使女同志驚恐于自身都不瞭解的本體欲望，甚至驅逐、壓抑那股強烈的情欲熱流。
對自身情欲的惶惑和恐懼，導致拉子對外界正統性別規範的擠壓感覺格外強烈：“世界怎麼能這麼殘忍，一個人還那麼小，卻必須體會到莫名其妙的感覺：‘你早已被世界拋棄’，強迫把‘你活著就是罪惡’的判刑塞給他”——性別文化極其獨裁而專制以強勢的異性戀意識形態，將拉子流放於邊緣化的生存處境。拉子半人半馬的自我吊詭想像，實際是時刻纏繞著她的“異端”體認強化後的心理映射。“怪物”感覺讓她總在抗拒自身的性向及其實現：“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誰，隱約有個模糊的我象浮水印在前面等我，可是我不要向前走，我不要成為我自己”；因為對自己性欲的恐懼而“自覺必須穴居，以免在人前現出原形”，將自己隔絕在世界之外。鱷魚的偽裝、隱逸與受到媒體和公眾的刺探、追逐後的一再逃避複製且深化了拉子怪異被拒的自我意識。
一方面是理性清醒地認知著異性戀的優勢地位，屈從、不予挑戰，一方面是已經內化于思維外現于行為的男性認同：對自我身份建設的混亂、困惑如此矛盾而深邃地糾纏于具有女性生理身體而沒有女性情欲的拉子身上。傳統意識中，以生理特徵確認自身“性別”並獲取身份歸屬感的神話在拉子的艱難困境裏土崩瓦解。特定歷史情境和價值體系強制規範下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刻板鏈結在拉子身上出現鬆動，呈現著反常規的錯置，以曲折方式暗示了“女性”更多的發展空間與可能。而拉子的沉重乃至鱷魚的縱火自焚，悽愴地證明了傳統“性別”規定的頑固以及殘暴。生命生來無罪，愛慕對象是否為異性也不足以成為罪惡和不潔的原因，但罪感和絕望就是這樣糾纏著清白無辜的拉子——異性戀意識形態的專制內化為道德焦慮與自鄙自棄壓抑她至扭曲。
異性戀霸權的粗暴不僅表現於拉子內化的社會歧視與對自身性向的絕望中，同時曲折地顯現於拉子對男性權力的模仿，對異性戀主義的認同。所以她既無法接受自己的“女同”身份，呈現出極度的精神怯弱，也無法接受自己所愛的水伶進入這樣的一種“非正常”生活方式裏。所以抱著某種自我犧牲精神一再嘗試將水伶推回“正常”社會中。
拉子在“女同”關係中扮演了類男性的T角色，“T敍述者作為書寫與情欲主體，其強烈的男性認同兀自又複製沙豬心態與暴力的問題”[4]。其男性認同觀既表現于在和水伶關係中的主動態度和對待吞吞、至柔時所表現出的寬厚、容忍、大度等兄長氣質，同時也表現於她的某些男性沙文主義。在拉子對待水伶的方式上，可以看出拉子對異性戀優勢地位的恐懼、屈服和認同：拉子將水伶推回正常社會是因為覺得水伶在那裏可以更加幸福和免遭討伐，認同只有異性戀的正常生活方式才是可接受和應當接受的。但同時，也看出了拉子自命不凡、自以為是：規劃和安排著水伶，而罔顧水伶的感情需要。當面對水伶的新戀情時，她無法接受自己沒有輸給異性戀文化，而敗給一個具體的“她”。轉而以強烈的進攻勢頭爭取與水伶再續前緣。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拉子意識到強制將水伶推向“正常”生活的自以為是，同性戀關係對於水伶並非一種“不幸”，從而爭取挽回自己的愛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出於所認同的男性裏的競爭意識和佔有式的自尊心，所體現的恰是男性霸權心理。
帶有懺情原罪意識的認同焦慮讓邱妙津提出一種“去性別化”的存在設想：“人的最大受苦來自於人與人間的錯待……我們三個去性化相處好不好？”“去性別化”是一種擺脫社會性別規定、自由選擇自身的設想。“脫去性別二分、三分給人的壓力及對人種族群的分化，改采一種去性別化的共存生活，何嘗不是性別桎梏上的解脫及救贖？”由拉子的疑慮困惑和混亂，我們可以瞭解到，掙扎、痛苦、甚至覺得羞恥的感知一直深深盤據在“女同”的認同歷程裏。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的交替使力下，社會倫理加諸其身，不斷作用和顯示影響。在汙名環繞和窺探的空間裏，“女同”無法避免自身的詭異和“變態”感；面對異性戀霸權與父權文化無所不在的監視和刑訊，自卑無力的“女同”只好偽裝和藏匿，以壓抑扭曲自身情欲來換取一點生存空間。
在作為《鱷魚手記》結局和昇華的《蒙馬特遺書》中，欲望焦慮已經不構成女同性戀自我認同的威脅；一定程度上，對身體和情欲積極的探索熱情以及反思反而成為“我”自我認知的肯定因素。相比《鱷魚手記》中那個狼狽地躲避自身和他人身體、情欲的拉子，《蒙》書中的Zoë開始客觀自然地面對同性之間的身體欲望：
“‘獻身’就是把我的靈與肉都交給你，都安置在你身上並且欲望著你的靈與肉。”[5]18
“我有很強的‘男性’，且我是天生熱愛女人的，所以與我相愛的女人根本就不需要已有先愛女人的性傾向，只要對
身體器官沒成見，能與我在性與愛上相愛是自然的。”[5]129
可見拉子時期無法解決的性的問題，在《蒙馬特遺書》中似已獲得了全然解放。性之於她，早已不再有“不可說”的恐懼，Zoë對於自身的情欲已經沒有拉子式的罪愆感；不再為自己以女性為欲望物件而深感彷徨和恐懼。相反，在她強調自身陽剛氣質和強烈“男性”的基礎上，無論她對女性產生欲望還是女性對她產生欲望，都是自然和理應如此的。同性戀命運在Zoë的存在認同中，擺脫了當初那種非真實、病態、怪異的色彩，而成為一種只是與異性戀相比數量上占了少數的一種自然情愛關係而已。與“春風蝴蝶”對“女同”情欲的淡化藏匿、鱷魚拉子對“女同”欲望的壓抑相比，對於Zoë同性戀“還是一種方法，女人用它來解決她的一般處境，特別是她的性處境提出的問題”；同性情欲“既不是一種厄運，也不是被有意縱情享受的一種變態，它是在特定處境下被選擇的一種態度，就是說，它既是被激發的，又是自由採納的”[6]。
由拉子發展到Zoë，暗含了邱妙津的“女同”身份自我認同之路：從前期激烈否定和痛苦回避，發展到對女同性戀異於常規的情欲取向放開胸懷，不再以道德疑慮自我鞭笞。前期《鬼的狂歡》、《柏拉圖之發》乃至《鱷魚手記》，都有對“女同”愛情的絕望和排斥，敍述者並不相信女性之間可以構建愛情更難以面對女性與女性（“女－女”）之間的愛欲渴望。到《蒙馬特遺書》時，對Zoë而言，自己以女性為情欲指向的事實已經不像拉子時期那樣讓她感到逼仄窒息和困窘。相反她在對於女性的濃烈欲望裏找到了自我認知的佐證力量：自己是一個很“男性”的人——人格意志化的“男性”。Zoë在同小詠、玄玄的關係中，扮演著一個“精神”男性的角色；不僅在情欲關係中承擔男性例常的欲望發動者角色，同時于現實生活中積極複現男性行為：“（我）去賺錢，負擔家計，聆聽她，保護她”——Zoë認為她與另外一個女性之間同樣可以過一種“倫理道德的忠誠與世俗的生活”；是否同性，並不構成倫理的妨礙。這比起當初拉子無時不在的自愆和鱷魚總受“常人”刺探、獵捕的感受處境，顯現的更加積極而趨於自我肯定。
擺脫了“女同”情愛和欲望問題上的道德糾纏，《蒙馬特遺書》圍繞“女同”的情欲可能展開詮釋，以“背叛”、“靈/肉”等為書寫題旨負載女同性戀存在方式的探索。《蒙》書相當程度上呼應了異性戀語境之下的某些議題，在愛欲和諧、保持對於愛情的忠貞立場等問題上，表現出與異性戀文化一致的價值訴求。(2)對於“女同”自我認知而言，這或者可看作突破道德焦慮之後認同深化的標誌。Zoë的內在暴亂和自毀已經突破拉子身為“女同”的悲哀和荒謬感，而是認同同性愛戀的基礎上艱難尋求女女誠摯情愛而不得的後果。她固執地認可著愛人的唯一性：“由於她的具體存在，我體內愛人的最大潛力，愛人的最大能量被打開，且‘鐫刻’地指名於她”，並且只有在這唯一的愛情物件身上，才有身體與靈魂的契合：“再也不會有一個人能使我的性與愛集中純粹這樣”。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異性戀情愛觀念相通。
但“女同”畢竟比固定的異性戀關係具有更為豐富的開發向度。在與絮決裂之後，Zoë對“女同”情欲的探索由“T-婆”模仿異性戀模式，發展到更具流動性的Positive(陽)—Passive(陰)的二元辯證：
“在性愛關係中，真正重要而可以激烈穩固持續下去的是熱情之Positive(陽)—Passive(陰)的搭配。我最渴望的
都是最陰柔最Passive的女人，我不認為我對女人的性欲與結合和‘男人’在渴望‘女人’時有太大差別”。[5]172
在她與絮以愛情為基礎的情感關係中，Zoë扮演主動、強勢的擬男性角色，但當她遇到更加強勁的法國女子Laurence與她發生無關情愛的純粹身體親密時，她在欲望關係中慣常扮演的角色被對方取代，而自身變為相對被動的一方。從而認知到，“女同”之間的欲望關係是相對而非固定和絕對的：
“熱情是一種品質，一種人在內部世界開放能源的品質……未曾遇見Laurence之前，我以為那必定是在一個女人身
上，Laurence使我的身體成熟時，我才明白這個人不必一定要是女人，是因為她熱情的品質衝撞開我熱情的潛
量，而非她是個女人。”[5]172
邱妙津在Zoë身上開發出更形多元豐富的情欲流動，進一步質疑了男/女、陽剛/陰柔、異性戀/同性戀二元對立構架下壓抑的“情欲-性別”關係。
儘管如此，Zoë很大程度上依舊複現了拉子身上曾經表現過的擬男性沙文心理。由於《蒙馬特遺書》強烈的私人化氣質，很難從文本中解讀出Zoë與絮之間到底發生過什麼。而一旦涉及到絮，敍述者書寫語氣就陷入暴烈，一味地指責和憤恨，充盈著男性自以為是和極度的自我中心意識。邱妙津在只有從Zoë轉引小詠的話中，大概可以推知絮之離開，恰是因為Zoë所倚仗乃至自視甚高的Positive以及因之而生的過度欲望需索。對此Zoë並無反省，反而因絮對她的身體抗拒而陷入狂暴，最終竟然暴力相向(3)——極具反諷意味地模擬了異性戀關係中頗為不堪的內容。當Zoë摒棄其“女性”自我，以人格“男性”自居時，其與小詠、玄玄和絮的情愛關係不可避免再次模仿了“男/女”二元分立的刻板模式。這從根本上否定了波伏瓦所言“嚴格的相互性”的可能，而女女之間基於相互憐惜和尊重基礎之上的、平等的、“沉思”、“平靜”的愛欲設想化為泡影。Zoë無視自身一味模擬男性所帶來的局限性和危險，反而陷入某種近於膨脹的虛妄自重，將自己看作絮的精神導師，盛氣淩人地要求絮的聽從和馴服。某種程度上，Zoë的瘋狂和扭曲並非始自絮的出逃和背叛，早在其苦心經營純粹的陽剛自我時，就對絮、小詠以及自身的“女同”自我進行了多重封殺，同時也將女女感情的生存希望引入滑鐵盧。(4)其書寫中暗示出的陽性“女同”認同和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莫妮克•薇蒂格的主張“女同志不是女人”不謀而合，而邱妙津挫敗的“女同”書寫又為其增加了一些絕望的補充：女同性戀者是不完整的、失敗的男人。
這也是邱妙津的女同性戀小說中固有的一種趨向：強烈的陽性認同。過度激烈的陽性認同渴望使邱妙津對自身的“陰性”自我一再貶降，所以其“女同”書寫一定程度上反而有否定“女同”和“女性”的傾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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