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範疇的擴展
——以蘇曼殊爲例的考察
李詮林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要成爲成熟的學科，必須做到形式與內容的協調一致，應該有適應學科命名、進入其研究場域的足夠豐富的研究物件。蘇曼殊研究在世界華文文學學術場域中的缺席，說明該學科還有許多“學術盲點”。蘇曼殊作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物件的可行性問題的解決，可以爲該學科研究提供新的啓發。如果按照“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的方向對該學科範疇進行重新界定與擴展，可以掃除許多“學術盲點”，促進學科完整、全面、健康地發展。
【關鍵字】世界華文文學；蘇曼殊；學術盲點；範疇擴展；世界華文、華人文學；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一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是一個不斷發展成長的學科，到今天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她的成長歷程本身就說明，一個研究領域想要成爲一門較爲成熟的學科，就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學科命名，應該有適應學科命名、進入其研究場域的足夠豐富的研究物件，做到形式與內容的協調一致。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最初階段是以“台港文學研究”命名的，後來又吸收了對澳門文學的研究，成爲“台港澳文學研究”，第二個階段是“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現在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可以說是該學科的第三個階段。由此歷程，不難看出，該學科的發展是以不斷擴充學科研究內涵爲前提的。一個學科能夠保持自己的生命力，關鍵就在於該學科是否有著內在的立體型生長結構和外在的社會歷史要求。在學科的初始階段，台港文學是作爲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邊緣子學科出場的。它出場的歷史語境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大陸人對未知的、睽隔已久的彼岸同胞生活狀態的探知渴望。另外，台港澳地區均有著被長時期殖民的歷史遭遇，因而，這些地區的文學裏有著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所未曾經驗的疼痛，具有它們的殊異性和它們之間的相似性。隨著海外華僑華人人數的增加，華僑華人的海外生存狀態也逐漸爲國內所重視，他們的文學創作作爲其生活世界的反映，便進入國內人士研究的視野。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展從此進入了第二階段。民族情、血緣親是聯繫海外華僑華人與祖國同胞的紐帶，也是海外華文文學得到國內人士關注的根本原因。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得以與台港澳文學研究並列，組合成新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海外華文文學自産生以來，就很少得到祖國的注意，而這些作品又因爲是用華文創作的，與僑居國的主流文化一時難以融合，所以遭遇了“雙邊緣化”的尷尬。這種生産於海外的 。
漢民族文學，也有著祖國大陸漢民族文學中所不會有的文化內涵與殊異性。與祖國大陸文學相比較而言的殊異性、邊緣化特性構成了將台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聚結一處的理論出發點。該學科第三階段的命名的歷史語境是：文化全球化的大趨勢。由第三階段命名所帶來的闡釋學意義是：“華文全球寫作”【1】(封面)。也就是說，無論作者在海外何處，他的種族屬於哪支，只要他的文本以華文爲載體，他（她），以及他（她）的這個文本就屬於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範疇。因此，此一命名意味著學科基礎理論的一次巨大的飛躍，它開闊了學科的學術視野，超越了種族、身份等糾纏不清的形而下理論。但是，這一命名也存在著容易使人“誤讀”的弊端。連許多本學科的學者都覺得此一學科命名有著意義不明的曖昧。比如，有人會說，所謂“世界華文文學”，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華文作品都應該是該學科的研究物件，這樣，中國大陸古典文學，上起《詩經》、《楚辭》，下迄明清小說，均應列入。也有人說，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也應列入。這些都是典型的“誤讀”。因爲在有台港文學研究學科之前，中國學術界就確認了“世界文學”爲“外國文學”的專指。現在，沒有哪一個文學研究者會到《世界文學》雜誌裏去找中國大陸文學作品。這實際上是一種約定俗成。爲什麽會有一些文學研究專家會對這種基礎性的語詞産生歧義理解呢，問題就在於世界華文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約定俗成是需要衆多同仁的共同認可和時間檢驗的。不管怎樣，該學科第三階段的命名與發展爲研究者提供了更加開放、更加有深度的思路，它促使人們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採取“整體觀照”的方法，是一次極有意義的嘗試與進步。
學科要發展，一定要注意學科板塊的完整性。學科板塊局部的殘缺往往會帶來整個學科的畸形、不協調發展。楊際嵐先生就認爲：“開放、宏闊的整體觀照，有助於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對於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完整’、‘準確’、‘深刻’相輔相成。‘完整’，並不意味著‘準確’和‘深刻’。然而，‘完整’是‘準確’、‘深刻’的必要前提。”【2】(p20)著重強調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內容的完整性。陳遼先生和曹惠民先生也提出了“整合兩岸、相容雅俗的新構建”【3】(p5)。認爲，“收復通俗文學的半壁江山，使文學的兩翼一同起飛，重現臺灣文學和港澳文學的歷史真迹，使祖國大陸和台港澳地區的文學相和而歌，對於百年文學史地域空間和審美空間的開拓，無疑是十分必要的。”【4】(p5)同樣強調了學科板塊的完整性、全面性。
二
根據“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這一命名形式，該學科就必須有足以填充學科研究場域的足夠豐富的研究內容。“首先是要加強學科建設。也就是建立學科觀念，提高這方面的自覺性，把這領域的研究作爲一個‘學科’來建設，應該說，在這方面，特別是在如何加深學科建設，還存在許多‘盲點’。”【5】(p7)而對蘇曼殊在海外創作的作品或有關海外題材的作品的學術定位及研究，則正是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的盲點之一。
蘇曼殊（1884-1918），作爲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南社發起人與骨幹詩人之一，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特別是在新舊文學轉型期所起的承前啓後的作用，已得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專家的普遍重視。如陳平原先生在論述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的時候，“是將晚清和五四兩代小說家放在一起論述的。而這其間，蘇曼殊小說承前啓後的作用尤其突出。”[6](p39)但是，作爲一名華僑後代，又加以自身中日混血兒的獨特身世，蘇曼殊之在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性卻仍長久以來受到忽視乃至冷落。查閱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的幾個有代表性的“陣地性”的學術雜誌，如《世界華文文學》（及其前身《四海》）、《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及其前身《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台港文學選刊》以及《中國比較文學》，從1992年至今（2004年）尚沒有一篇有關蘇曼殊的論文在這些刊物發表。另外，目前，發表於其他學術刊物或者以專著形式出版的有關蘇曼殊的研究論著，比較前沿的研究方向主要針對蘇曼殊的宗教思想、潛在心理以及中西文化衝撞在其身心上的體現，但是，集中、突出地論述蘇曼殊以歸國華僑、留學日本學生、出境行腳僧人等身份在境外的文學活動的，卻告闕如。可見，蘇曼殊研究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場域是處於缺席狀態的。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要成爲成熟的學科，必須做到形式與內容的協調一致，應該有適應學科命名、進入其研究場域的足夠豐富的研究物件。蘇曼殊研究在世界華文文學學術場域中的缺席，說明該學科還有許多“學術盲點”。本文以下就嘗試初步探討蘇曼殊進入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的學術視野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並以此爲例，進一步思考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範疇的擴展問題。
三
蘇曼殊的父親蘇傑生是歸國日本華僑，蘇曼殊的生母河合若子及養母河合仙都是日本人，因此，蘇曼殊是中日混血兒。蘇曼殊出生於日本，後，在其六歲時，由其庶母黃氏帶回國內，此後又數次回日本探親尋母。蘇曼殊在日本居留時間較長，所以他的許多作品是在日本創作的。另外，蘇曼殊還曾出國到過爪哇（印尼）、暹羅（孟加拉）、錫蘭（斯里蘭卡）、緬甸，也曾在香港居留過一段時間，而且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都曾創作過華文作品。蘇曼殊的這些經歷與華文作品都使蘇曼殊與現今所說的世界華文文學（或曰“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領域難脫因緣。
將蘇曼殊列入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範疇的兩個主要根據在於，一，基於地域，蘇曼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生活在海外，並且他的許多作品是在海外創作的；二，基於語言，這些創作于海外的文本均以華文爲主要語言載體。下面將蘇曼殊在海外的文學活動、華文文學作品及其創作時間、地點作一統計，供方家一覽，以資佐證：
蘇曼殊1907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劉申叔一同創辦《民報》及《天義報》；其作品（以下所列詩文名稱，凡不指明爲他人所做或與他人合作的，均爲蘇曼殊作品）《〈曼殊畫譜〉序》發表於1907年7月24日《天義報》（該報創辦於日本）；《〈梵文典〉自序》發表於1907年7月5日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報》第10期；《海哥美爾氏名畫贊》發表於1907年7月24日《天義報》；《〈秋瑾遺詩〉序》發表於1907年8月10日《天義報》；《嶺海幽光錄》發表於1908年4月《民報》第20號；《〈文學因緣〉自序》載於1908年日本東京出版的《文學因緣》一書；《〈潮音〉跋》是蘇曼殊托“校錄人日本僧人飛錫”之名撰成，原載1912年在日本出版的《潮音》一書；《致高天梅書》是1910年6月8日“阿難發自耶婆堤《佛國記》舊都”（耶婆堤即今印尼）；發表於1909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一集的《過平戶延平誕生處》詩，是蘇曼殊1909年上半年居日本時所作，其詩另見1914年5月《民國》第一號，題作《過鄭成功誕生處》；《澱江道中口占》由“澱江”這一日本地名可知，該詩亦寫於日本；《爲調箏人繪像》（二首）是寫蘇曼殊在日本結識的一位妓女百助眉史的；《寄調箏人（三首）》亦顯然是寫日本藝妓的，發表於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本事詩（十首）》第九首雲：“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詩中的“尺八”，蘇曼殊曾經在《燕子龕隨筆》中如是解釋：“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7】(p334)這十首詩發表於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3集上，顯然也是寫於日本；《調箏人將行，屬繪〈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亦是題贈日本藝妓的；而《過蒲田》一詩中的“蒲田”乃是日本的一個地名，在日本東京西南，東海道幹線上。《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一詩乃是蘇曼殊在日本“若松町”這一地方寫詩給陳獨秀的；《遊不忍池示仲兄》中“胡姬美解離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紅”詩句中“胡姬”是用以借指日本女子的，此詩亦寫於日本；《題拜倫集》一詩乃寫于蘇曼殊赴新加坡居留時期；《步韻答雲上人（三首）》是蘇曼殊在爪哇應惹班中華會館之聘，做英文教師時所作；《別雲上人》“跋”中雲：“束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其中“泗上”乃指爪哇地名。《東居雜詩十九首》“東居”即指居住在日本，而第五首中“異國名香莫浪偷”一句證明了此詩確實寫於“異國”──日本。
蘇曼殊除在海外創作華文文學作品外，也在其衆多作品中描寫或提及了衆多的海外華僑生活，如：《絳紗記》中的主人公“余”曾在香港皇娘書院學習歐文，而小說故事展開的社會背景是在星嘉坡（新加坡）；散文《南洋話》（載於1912年4月7日上海《太平洋報》）中記述了一位老華人對作者講的話，原文是這樣的：“爪哇野老嘗爲衲言：‘昔千餘年前，華人締造末裏洞石佛山，工竣，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何時複返？”我華人答之曰：“後此當有白奴兒來此，替我經營，我返當以鐵爲路識之。”’”作者在這篇散文裏，描述了我華僑華人爲爪哇辟荒修路，做出過巨大貢獻，抨擊了荷蘭殖民者佔據爪哇後對華僑華人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所有這些，也都是有關海外華僑華人生活的。
四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科命名指明了學科發展的方向，衆多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者開始大力呼籲促使學科完整、全面發展以及掃除“學術盲點”。由此，一個新的學科發展理論系統基本形成。“世界華文文學” 這一學科命名首先強調的是“世界”一詞，其基本含義是，該學科的研究物件主要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創作的作家作品；其次，“華文文學”一詞說明該學科的研究範圍主要涵蓋的是以華文爲語言載體的文本，深入一步講，就是無論是華人血統還是非華人血統，只要是在境外用華文創作的文學作品，都在該學科的學術範圍之內。
根據這一學科定位的原則，蘇曼殊被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所冷落，實屬不該。由“完整”、全面發展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這一理論追求出發，即使“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研究物件僅限於華人血統的作家或者是有著濃厚的中華意識與家國之思的華裔作家，蘇曼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蘇曼殊雖有日本血統，但他對中國有根本的文化認同，他憎惡別人說他是日本人，甚至由此産生沈重的自卑感，以至於自暴自棄、暴飲暴食、罔顧健康直至最後因腸胃病而英年早逝。“蘇曼殊作爲近代具有高度民族思想與愛國情懷的作家，始終以他獨特的方式表現出強烈的家國之感與愛國情懷。”[8] (p261)其濃厚的中華情結與愛國情懷感人至深。將蘇曼殊納入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物件體系，不僅有助於本學科領域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融合愛國主義的旋律，而且對本學科自身品位與學術層次的提高，對學術研究隊伍的壯大與充實，都大有裨益。另外，蘇曼殊是“中國20世紀通俗小說的創始者和推動者之一”，【9】(p47)他對中國20世紀通俗小說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幽怨、哀惋、感傷的言情小說，可以說開啓了此後近代言情小說的先河。‘五四’前後的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不少就源于蘇曼殊。”【10】(p262)所以，根據“相容雅俗”的理論構想，將蘇曼殊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視野，對於該學科的發展來講，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
這樣，由上述新的學科命名及發展論出發，蘇曼殊作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物件的可行性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蘇曼殊作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物件的可行性問題的解決，反過來又可以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提供新的啓發。由蘇曼殊這一個案研究伸發出去，一個開闊的待開發學術空間就展現在眼前。比如，近幾年來，對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其研究物件既包括美國華裔作家創作的中文作品，也包括他（她）們創作的英文作品，如譚恩美的《喜福會》、黃奕雪的《華女阿五》等。由此現象，可以斷定，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範疇還有繼續擴容的趨勢。因爲，海外華裔作家創作的非華語作品，已非“華文文學”的內涵所能覆蓋，要改變這種學科排斥現象，就必須對學科重新命名，或者不重新命名，而採取大家約定俗成的方式加以確認。這種行爲是必要的，因爲，如果不對這些非華語文學作品加以收容，這些因處於交叉地帶而被雙重邊緣化的“飄零者”必將因無所依歸而另求門戶，其結果就是造成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物件的流失。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是一個有活力、有良好前景的學科，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善於，也便於把和自己已有的研究物件有相似點的其他物件納入自己的領域。而這種相似點，也就是該學科的本質特徵，那就是，邊緣性、交叉性、殊異性。因此，世界華文文學學科要善於發揮自己的優勢，充分展示出其他學科所不可能具有的自身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的獨特不可替代性。當下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實際上正在向“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的方向邁進，這是值得肯定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學科的研究物件不只包括海外華文作品（既包括華人的華語創作，又包括外國人的華語創作），也包括海外華人作品（既包括華裔作家們的華語創作，也包括他們的非華語創作），還應包括海外作家的“歸陸創作”（即海外華人作家在中國大陸的創作）。如果能夠按照“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的方向來對學科範疇進行重新界定，進而確定對應的、更具科學性的學科命名，就能夠掃除許多“學術盲點”。比如，日本華裔作家用日語創作的作品；臺灣日據時期的日文小說；澳門土生作家的葡語創作；外國人的華文創作等。
當然，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目前所展示的開闊的學術視野，並不等於說，這一學科就應該包羅萬象、大到無限大。一個學科之所以能夠存在並繼續發展，其根本在於此學科有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生存意義。學科內涵的無限擴大意味著學科外延的無限縮小。如果一門學科真的擴大到無所不包的地步，這個學科肯定就會喪失其獨特的不可替代性。與其不可替代性的消失相伴隨的，是該學科的生存意義的消弭。那是一個學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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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詮林，男，國立華僑大學文學碩士，現在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師從汪毅夫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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