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厚重與現實的虛無

──讀李敖《北京法源寺》有感兼議北京城市建設

李愛社

中國專業編輯

癡迷於北京風貌，尤其是「老北京」的風貌，故「晉京」十多年來，收羅了許多與北京，尤其是「老北京」有關的書刊資料，其中就有李敖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大陸版的《北京法源寺》一書。聽說該書已獲2000年的諾貝爾獎提名，又重新閱讀了一遍，再次感到它份量的厚重，對此史實厚重的幕帷拉開後的某些現實，又感到一種虛無的做法，彌漫在曾經演繹、緬想那段厚重歷史發生地，由此寫下一些有感而發、夾敘夾議的文字。

世紀之末事紛仍，追思、懷舊與反省構成了一條貫串其間的主題，就文學而言，緬想十九世紀始末的作品大量出現，《大清王朝的最後變革》、《一個王朝的背影》、《最後的神話》等佳作頻現，把曾有的、剛發現、待發掘、需考證的材料都推到你的面前，史學家的見地、考據學的權威、文獻學的真實都由不得你不認真地在新舊交替之時，又一次重新審視中華民族的改良之路和曾有的挫折與付出的代價，在歷史的跋涉中找到鏡鑒的東西，這不，在世紀末我們正為本世紀中國人是否與諾貝爾獎無緣的驚呼，似乎噓聲已起的時候，又獲悉中國臺灣作家以世紀初的那場起於青萍之末卻又未形成暴風驟雨的戊戌變法為時代背景，以北京法源寺為故事發源地的《北京法源寺》已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這似乎為中國文學和文學家們打了一針強心針，而號稱不是臺灣教育生成出來「成品」的李敖，對其「子宮外孕」式的作品也是倍加呵護、有信心在世紀門檻的「跨欄」中衝到諾貝爾獎的領獎臺上。

在《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充分發揮了其「出身」歷史系的「特長」，酣暢淋漓，大氣型地展示了那段應當記取，驚天地、泣鬼神的變法圖新、強國圖存的歷史畫卷。作者對歷史的熟稔、人物的刻畫，分析的精譬都通過記述、對話展示在讀者面前，法史而不拘細節、信書而又知變通，使該書增加了可讀性與留下了一處處供回味、反芻的「飛白」。厚重的歷史經李敖筆下的演繹，變得生動而豐滿，鮮明而感人，事件的發展、人物的個性都通過他那一支妙筆生動地展示在讀者面前。雖然也有文學式的虛構與聯想，但對比史實而言，這部《北京法源寺》誠如作者自己所述：「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以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作橫線，舉凡重要的主題……都在論述之列。這種強烈表述思想的小說，內容豐富自是罕見的。」「《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歷史考證做底子，它的精確度，這在歷史教授們之上。在做好歷史考證後，儘量刪去歷史中的偽作，而存真實。」個中的史實讀者看後自有定論，這無庸贅述。但由此引出的厚重的話題與現實的情況對比就是，看完《北京法源寺》後，我們還能按圖索驥般地找到當年的史跡所在嗎？會不會像時下風靡一時的《還珠格格》的流行而致主人公的安葬地已面目全非而使憑吊之地何處尋的話題也扯進去了呢？這種擔心並非杞人憂天，今天，在新北京的南城改造中，打通菜市口南邊的那一段，不就把譚嗣同曾住過的位於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和米市胡同43號的康有為故居「汗漫舫」都扯進去了嗎？我不知道，當新一輪的「法源寺熱」又席捲京城的時候，人們除了看到因成中國佛學院而受「保護」的法源寺外，其他如瀏陽會館，南海會館是看否還能任人們去憑吊故事的發生地；參與戊戌變法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先生殫精竭慮想要保護的城牆，門樓消失後，人們在「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感慨中只能到「老北京微縮景園」中去想像《北京法源寺》中所描述的城門樓子與鄉坤舉子們會聚的會館了。

戲劇性的是，世紀初力陳變法圖新的梁啟超也想不到世紀中力陳拘泥法典維護舊貌北京城的兒子梁思成在被人指責「反動學術權威」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其稱為「都市計劃的傑作」的城牆、城門、城樓頹然消失，以至於當今天國人好不容易在世紀之末即將撞入諾貝爾文學獎的終點線時，卻驚訝地發現可能故事的發生地，也面臨在「奪回古都風貌」的口號掩蓋下的「打通南城」的行動中也找不到北了─繞過九十九道彎後仍不見「瀏陽」，走到「天涯海角」卻不見「南海」，假如李敖先生真的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到大陸講學，抑或讀者想參觀書中的景觀時，他們還能找到六君子從容就義菜市口時監斬官剛毅落腳的西鶴年堂嗎？

俗話說，盛世立碑。那麼，亂世呢？讀過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後，我有理由相信亂世首先應當是立言的，即把真實的歷史、應當記取的歷史、值得反省的歷史也鐫刻在碑石上供後人警省、思索，誠如作者在《北京法源寺》一書的尾聲中所述：「你帶我們走進歷史，也走出歷史，只有從你的『法海真源』中，我們才看到中國的『血海真源』。」

我們從一部《北京法源寺》又追溯到了中國的革故鼎新，從追尋英烈的歷程中又聯想到了今天的城市建設，當城市設施的完善需要在歷史的遺跡做出破壞性保護時，歷史的厚重是否在現實面前變得虛無了呢？看看《北京法源寺》再對比今天，自然會找到答案。

（《北京法源寺》，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