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寫魯迅書──讀得二三事
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員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或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
──魯迅《憶韋素園君》
魯迅是一面鏡子，可以從每個人對待魯迅的態度中，照見其人的人格。
──詩人綠原如此說
魯迅誕生120週年，周海嬰的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問世。兒子寫父親，是家人父子之間平常生活的親切紀錄，對消除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那陣子將魯迅給真正的造神運動陪綁而肆意扭曲魯迅形象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有益。由於那陣子居心叵測地「神化」魯迅，將魯迅扭曲為「左」的守護神的惡果，招來了一系列的情緒逆反和思想混亂；又正值中國社會轉軌的動蕩時期，這惡果更和文化整合中的各種負勢力交叉感染，干擾著人們的理性選擇。因此，如何對待魯迅，就成了與如何對待文化同義。
問題不在於無知妄人對魯迅的輕褻，如稱魯迅遺產為「魯貨」，斥魯迅為「石頭」，以及「魯迅見鬼去吧」之類的低能兒的叫囂，這些並不能多大地傷害魯迅；也不在於起源於台灣和海外的文痞而為大陸別有用心的附和者惡意傳播的造謠污蔑，如瞎說魯迅如不早死，抗戰時期也會如乃弟周作人似地當漢奸之類的無恥讕言，那種顯然敵視魯迅的謠言世家的鬼話也沒有多少蠱惑人心的力量。將魯迅給真正的造神運動陪綁卻因為歷史的惡作劇而產生了深重的惡果。眼前看得到的最壞的影響有二：其一是，由於曾將魯迅釘定在「左」神的牌位上，誤導人們將魯迅視為和荼毒生靈的壞貨是同伙，其逆反的結果，就連帶地將魯迅戰鬥生涯中一切對人對事的正確判斷都否定了，或大打其折扣。比如，被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一文中評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後來成為文學權力中心人物的一伙，魯迅對他們的評斷，參照後來的史實一點也沒錯，且尚很留餘地；但因為此類人物後來被更「左」的造反好漢所超過，所黜落，人們因憎惡造反好漢（好漢們確也利用魯迅的言論打擊這些原文學權力中心人物）而遷怒於魯迅，而不顧魯迅原先的評論之無瑕可擊。又如，魯迅曾無可指摘地批評過梁實秋、林語堂等人，如果不抽空具體的歷史語境，魯迅是完全正確的；不管這些人以後的表現如何，他們在被魯迅批評時都處於負面位置。可是近二十年來，卻有人故意吹揚這些人，或明譏魯迅為「偏激」，或隱喻魯迅欠高明，進行了一陣「軟翻案」鼓噪。甚至連漢奸周作人，也被捧出來，以其「沖淡」來反形魯迅的「偏執」和「激進」之不可取；更不說以胡適的「公正和平，允執厥中」，推許為新文化的正宗，人文精神取向的典範，用以反襯魯迅的「過激」為不可師法了。
（這裡面也有對「左」的逆反情結。胡適應有胡適的地位，上世紀五十年代對他的「搞臭」批判是非理性的，不公平的。但胡適的努力並未能溶入中國社會的基層，對動搖中國社會的舊制度、舊意識、舊風習沒有震撼性的力量，他的啟蒙，總的說來是「外爍」性質的。而魯迅，真所謂是「民族魂」，是生發於民族內部的歷史新覺醒的代表，和中國社會的基層運動血肉相連的。魯迅與胡適的根本區別在此。）
將魯迅扭曲為「左」的守護神的惡果之二是，由於反感於「神化」魯迅，人們努力要把他拉回人間，這原不錯；可是或由於矯枉過正（這樣的成分很少），或出於市民的庸俗趣味和某種陰暗心理，其中也不能排除原因多樣的對魯迅的蓄意抵制，拼命把魯迅往庸人堆裡拉，使之世俗化即矮化。那辦法就是去找一些市井小婦人最熱中的東家長西家短之類的委瑣事由，當作魯迅「研究」的話題，就像小報的末流訪員津津樂道歌星隱私、影星婚變似地，將偉人扯淡在、淹沒在庸俗無聊的口水涎沫之中。前些年台灣曾有謠言世家編造魯迅在早年留學日本時期酗酒狎妓等胡說八道，趣味十分低級；近年來國內也有些人，「探索」蕭紅與魯迅交往的「戀父情結」，也有「考證」魯迅與許廣平定情係在哪年哪月何時何地的文字，據說是用佛洛伊德法或藹理士法「研究」魯迅的「新開拓」。因投合庸俗趣味，頗有市場。然而這種「開拓」不論花樣多麼新鮮，「考據」何等確鑿，都不啻「鄰貓生子」，能給人帶來什麼效益？無非是提供點言不及義的無聊談柄，有如魯迅小說《肥皂》中四銘太太所說的「格支格支，不要臉」而已。通常人們為了揭露某些頭上有神聖光圈的偽君子，才追究其見不得人的隱私，還他們以言清行濁的醜陋真相，以此來找魯迅是找錯了對象。即使本無惡意，也只如魯迅在《「題未定」草•六》中所說：「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
魯迅逝世以後，關於他的傳記、印象記、回憶錄，不知凡幾。大抵側重於排比事實，為人物定位。寫得較真懇的如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許廣平的《欣慰的紀念》等，也只從思想風貌著眼；有的則只是政治宣傳，如馮雪峰《黨給魯迅以力量》。總之，都令人覺得與生活實感疏離。可能因為這些作者都是文學家，有某種「做文章」的框框存於心中之故。周海嬰遵守父親的遺訓，「不做空頭文學家」，只從所憶所感，老實寫來，表述的都是事實，正如魯迅所說：「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人情小說》）當然，魯迅棄世時，周海嬰還是一個孩子，但他的一生都和魯迅關聯而且不得不關聯，而魯迅又和不少人關聯著。因此，讀這本《魯迅與我七十年》時，看得出他下筆時有不少顧慮，某些段落的躊躇畏縮之狀也很顯然。這因為，從根本之點說，做魯迅的兒子就不知有多少難處……
做偉人或大人物的親屬是很難的──我將偉人和大人物分開來，是因為，大人物未必是而且多數不是偉人，偉人未必是握有權力而且多數不是握有權力的大人物──這在全世界都一樣。在中國這個宗法制度、風習、意識濃厚的環境下，其狀尤甚。他們都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社會矚目對象，眾人指指點點的話柄。在西方民主制國家，子弟只要不仰仗父兄的權勢和名望幹非分的事，也就不會遭議論了；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的人格獨立的牢固觀念也能辨別當事人和親屬各自應擔承的行為責任，權貴名流子弟所受的社會壓力要輕得多。在頑固的宗法意識和宗法風習影響下的中國，鳳子龍孫所享受的蔭庇之優渥，常令平民百姓側目，輿論監視（注意：只限於監視，談不上「監督」；「輿論」也常只限於口議腹誹而難形於文字等正常媒體渠道）自然也（一廂情願地）較為嚴厲。這也能算是社會的一點無形制約力量，當然這點制約也只對要顧點臉面自知檢束的人才有效。
魯迅是一介平民，他的親屬本不該受到權勢人物子弟那樣的監視；但魯迅的巨大存在和無可比擬的望譽卻使他的親屬比一般大人物的子弟受到更嚴格的關注。作為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不能說沒有得到關愛和照拂，但更多的是限制和約束。且不說他不能如普通公民那樣自由支配魯迅遺留下來的版稅，急需無奈時因遺產權以公民應有的法律權利提起訴訟，也常成為議論的話柄，而且多半是非議。好像偉人的後代一談錢就玷污了偉人的名譽似的。甚至連某些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舉小例說，據周海嬰自述，因為他是魯迅的兒子，在北大肄業時，課餘連打橋牌也是不許可的（見《北京青年報》2001年11月14日所刊《魯迅兒孫如是說》）。這當然也許是出於愛護，是怕他荒廢學業的好意；但由此可知即使是善意的窺伺，他也是處於一種何等樣的經常性的緊張狀態了。
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不成問題的事，出在周海嬰身上就不得了。兒女婚姻本是有充分自擇權的，周海嬰的兒子周令飛在國外留學，和一位台灣省籍女郎相愛結婚，即使算是「涉外婚姻」，那麼耳目所及，中國青年在美國、加拿大等地和外籍、台灣省籍的異性結婚者也多的是；有的家長還是權力階層的重量級人物，未見引起過波瀾，單單周海嬰的兒子的自由婚姻卻不能容忍。有關方面竟向他施加壓力，要他公開聲明脫離父子關係，可謂荒唐之至。誠然，台灣有些傳媒惡意散播魯迅的孫子如何如何的讕言，那是國民黨小報和特務刊物的一貫作風，解放前就造謠慣了的。這也說明魯迅後人處境之艱難，常會是謠言世家蜚短流長的對象。但謠言畢竟是謠言，周海嬰幸而頭腦清楚，頂住了壓力，否則只有更丟格。常人就不會遇到這樣的考驗。
不僅台灣的謠言世家，大陸也有魯迅的冤家，幸災樂禍等著看魯迅後人的笑話。其中特別是當年魯迅的論敵，都七老八十了，仇恨情結之歷久不解，也真令人驚愕。礙於毛澤東曾經對魯迅作過肯定性評價，不敢公開唱反調，除了嘰嘰喳喳之外，甚至將一肚子的怨氣向後人發洩。例如，周海嬰的書中就記有：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擴大會議近代組的會議上，「前輩李初梨說：『魯迅算什麼！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學的時候，他還在喊虛無主義呢！』」並誣篾許廣平「和王關戚關係密切，王關戚一揪出來，就嚇死了」云云（見《魯迅與我七十年》頁294）。周海嬰只在書中為母親辯誣，而對李初梨的訓斥只能忍著聽。倘他不是魯迅的兒子，換了別人，聽了這種放肆的「鞭屍」咆哮，就可以反唇相譏：「先生，您懂得什麼叫『虛無主義』麼？您還不如重覆當年郭沫若的老調，說魯迅是『封建餘孽』更到位呢！」
從上引李初梨的發洩，可見怨毒入人之深，而這類敵意地貶抑魯迅的言談終究不敢形之於文字，也可見毛澤東對魯迅的肯定，對曾經圍攻過魯迅而又死不服氣的這些下屬是有鎮懾作用的。
但必須清楚，魯迅的偉大不是任何人和政黨所能捧出來的。並非如美籍華裔夏志清所妄說：「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製造品。在中共爭權過程中，魯迅被認作一個受人愛戴的愛國的反（蔣）政府發言人，對共產黨非常有用。甚至於從未輕易讚揚同輩的毛澤東，也在一九四○年《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向魯迅致以最高敬意」，「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第二章）這是顛倒因果，毛澤東的讚揚在魯迅死了多年以後。最早也是「最高敬意」來自中國人民。魯迅逝世的噩耗一傳出，中國人民如喪傅保，給偉人以遠遠高於「國葬」規格的「在中國可說是破天荒」的「民眾葬」（章乃器《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上海的中外人士未經誰的號召，不顧中外反動派的禁限，萬人弔唁送葬。這種自發的對偉人的崇敬，比任何權威人士的誇讚更過硬，這不是誰能「製造」得出來的！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正是不違民意，肯定了人民之所肯定。政治家都必須舉民心所向的人物為旗幟，中外古今皆然；直到他自以為強大到不再需要這旗幟，自己有力量支配一切為止。
在這點上，毛澤東也表現了他的不愧為政治家的魄力和誠實態度，在一九五七年開展「反右」運動，他所經營的「輿論一律」的局面已見成效時，在回答羅稷南「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一問題時，便認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魯迅與我七十年》頁371）這話的意思最明白不過，魯迅活到那時如「不識大體」，要「做聲」，就只有「在牢裡」的命運。從毛澤東語氣的先後看，他「估計」的第一可能是「在牢裡」而不是「識大體」。這也正是毛澤東坦率和睿智之處。因為他認定，魯迅如在，他要寫的必然是和他當時所要求的相違背，相悖逆，因而他為了政治的需要是必須把魯迅投放牢裡的。毛澤東的這種估計，和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論斷的「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前後精神完全一致。在欽佩毛澤東的誠實坦率之餘，這一意味深長的判斷，不是更能增進人們對魯迅風骨的理解麼？
毛澤東是慎思明辨的，他對魯迅的判斷是有根據的。那根據不僅是看到魯迅在反對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反對蔣介石政府殘民媚外的一貫堅定不撓，更在於魯迅在同情堅決抗日的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時，仍然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而不屈服於當時共產黨在上海的代表周揚等人的壓力。毛澤東的唯一見不到之處，是魯迅那時如仍在世，寫了拂逆他的文字，對「輿論一律」意識禁錮等現象進行批判和抗辯，正確的仍是魯迅一方。當然，這點後來由歷史作出了判斷。
由於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海嬰在他的回憶錄裡寫別人對魯迅的議論，他自身所遭受的種種，都是十分謹慎，不盡欲言的。有些看得出曾使他十分困惑的地方，也大抵採取只敘事實，存而不論的態度。惟有對魯迅之死，日本醫生須藤是否有謀害嫌疑一事，他的懷疑是強烈的，這一懷疑也是合理的。
關於這一公案，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周建人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提出過，似乎未曾受到文學界的注意。但我所接觸到的醫學界人士卻曾關注過這個問題。1950─1951年，我曾在上海醫學院（即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的前身，現在已轉屬於復旦大學）兼課，一次在會議間歇，聽到朱恒璧院長、沈克非、黃家駟、蘇德隆等教授不知由於什麼話茬談起此事。這幾位都是醫學界權威，意見值得注意。這幾位對解放前在上海行醫的日本醫生很有意見（不排除這幾位都是所謂「英美派」的醫學家，和「德日派」有某種門戶之見），這與本題關係不大。現在我記得他們的意見是：三十年代尚未發明雷米風、鏈霉素等治肺結核的特效藥，徹底治癒肺結核確很難，但治療這病也並非沒有別的有效手段（他們舉了切割肋骨等一些我所不懂的治療方法），手術如果準確及時，是能延長患者生命的。他們斷定，這個須藤肯定不是肺科專家，醫技平常，耽誤了治療時機。當時根本不知道須藤有日本軍人組織烏龍會的副會長的背景這個可疑身份，所以只判斷為庸醫誤人，應屬於醫療事故。
朱恒璧院長很歡喜讀魯迅的書，和我還談得來，他說，日本人哪裡知道魯迅先生在中國的價值（這點他錯了，如果真是蓄意謀害，那是正因為高度理解魯迅對日本侵略者是最危險的敵人）？如果魯迅先生當時在中山醫院（上海醫學院的附屬醫院）醫治，醫生會想盡各種方法挽救他的生命。言下無限惋惜憾恨，給我的印象極深。
以魯迅的崇高威望，這不僅是一起醫療事故，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特殊事件。可是要追查清楚卻很煩難，想一想日本的右翼勢力連世人皆知的侵略屠殺的罪責尚且要抵賴規避，就更不說這起歷時已久蹤跡迷離的懸案了。須藤肯定也早已死去，這事大概將成為一個歷史黑洞。
不過，王元化在周海嬰此書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魯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後，為什麼堅持不換醫生，這也是一件懸案的問題，我以為倒是可以解釋的。
在魯迅的心中，有一個十分牢固的「藤野先生情結」。這個情結從年輕時代起綰結在他心頭，真叫刻骨銘心。只要讀讀《藤野先生》這篇一往情深的回憶文字，就能理解魯迅是如何感念這位老師和醫生的程度了。愛屋及烏，他就認為另一位日本醫生也會有同樣的職業品德，不會輕啟疑竇。也因為魯迅在日本學過醫，有這個「藤野先生情結」，所以他介紹親友醫病，也經常光顧日本醫院。而且，魯迅和須藤的關係，已歷有年所，不是親往就醫，就是約他到寓所診治，從《日記》一九三三年起的記載中，可知彼此往來的頻繁。海嬰生病也由須藤診治，儼然是魯迅家的家庭醫師。再者，彼此有不少函件往返，還多次互贈禮品，互相宴請，已不單單是病員和醫生的關係，而且是當作朋友在交往了。可以想見，這樣的關係是不能說斷絕就斷絕的，人情如此嘛！
還有一層緣故使魯迅礙難謝絕須藤：魯迅和須藤的往來中還夾雜著不少魯迅的日本友人在內。如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就記有宴日本友人秋田、伊藤等男女二十人，須藤亦在內。須藤似乎也讀點書，日記中魯迅贈他的書有多起。尤以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日本剛寄到《岩波文庫》中的日譯《魯迅選集》，只有兩冊，魯迅就贈了須藤一冊。這就不是泛泛的交情了。如此真情地對待他，如果須藤真要動魯迅的壞念頭，那真是喪盡良心，狗彘不食其肉了。──不過，誰又能保證他不是蛇蠍心腸的呢？如果真是敵寇指派來暗害偉人的話。
這是中日關係史、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巨大的謎……
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