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華文文學研究的前沿理論問題
古遠清
中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所所長
內容提要：華文文學是從語種文學著眼；而華人文學，是以種族血統作為分界線。為了擴大華文文學的文化研究內涵，內地學者應自覺地把華人文學研究納入視野。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是從中國本位出發的，其命名預設了中心/邊陲、內/外的二元對立。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不僅是名稱的簡化，而且這種命名提升了過去對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品位，體現了鮮明的學科意識。以“文化的華文文學”取代“語種的華文文學”，至少難於說清華文文學與海外華人作家命運息息相關的互動關係。還是先不要用前者取代後者，至少讓兩種觀念共存互補，互相競爭。
關鍵字：華文文學 世界華文文學 語種的華文文學
20多年前，當以台港文學為龍頭的華文文學在祖國大陸登陸時，人們才驚覺到在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學之外還存在著一個複雜而豐富多彩的文學空間。這種與大陸文學不同的書寫為人們打開了一扇瞭解海外的視窗，它的審美范式為廣大讀者從世界的角度來認識與研究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目前，華文文學研究在大陸已有20多年的歷史。在這20多年裏，召開過十二次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出版過眾多專題研究著作和文學史、類文學史以及工具書，經歷了華文文學的命名及其空間的界定，華文文學學科的性質、特徵及其研究物件、研究方法的探索等重要問題的討論，進而轉入《世界華文文學概論》等教材的編寫。進入21世紀後，華文文學這位“千面女郎”的風姿，曾令研究者幾度尷尬，遭遇到數種不同命名所帶來的牴牾及引起的一系列學術難點，這都是有待厘清和探討的前沿學術問題。
是華文文學，還是華人文學？
這是20世紀華文文學研究未解決的問題，最近又被加拿大一位學者重新提了出來。(1)
華文文學的稱謂最早在東南亞地區出現。它和華人文學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有的研究者在使用時將其混淆，這不是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從最開始命名的原由看，華文文學的“華文”即中文，更確切的說法是漢語。全球不論何種國籍的作家，只要用漢語創作的表現華族或其他民族生活的作品，就是華文文學。這是與英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阿拉伯語文學相並列的語種文學，主要從語言、文字方面進行規範，其內涵比中國文學豐富得多，即中國文學除用藏文、維吾爾文等少數民族語言創作的作品外，它僅指祖國大陸及台港澳作家用漢文創作的文學，而華文文學另包括中國文學之外的海外華文文學。
中國文學當然是由中國作家創作，而華文文學作者卻不一定要加入中國國籍，也不一定是華人或華裔，因而華文文學並非像有的學者所定義的“華人作者為華人讀者創作有關華人世界的華文作品”(2)。華文文學也有非華人作者，這主要是漢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如：美國的葛浩文、德國的馬漢茂、韓國的許世旭，還有越南的胡志明和黃文歡，日本的山本哲也、蘇聯的費德林，等等。儘管這些人寫的文章反映的不一定是華人的生活而是居住國的社會面貌、人文自然景觀和特有的生活習俗，但由於它以華文作為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符號，故其作品雖不是中國文學但卻是華文文學。也就是說，只要用漢語作為表達媒介，那怕其內容並無中華民族意識及其鄉土情結，當然也更談不上海外華人的歸屬感，仍應將其視為華文文學。有人不這樣理解，將華文文學的“華文”詮釋為中華文化，這就縮小了華文文學的版圖，勢必把上述許世旭等人用華文書寫的作品剔除出去。
華人文學又是另一種概念，其“華人”在種族上泛指炎黃子孫的後代，在文化上則是指享有共同的思想文化資源及其歷史記憶、文化風俗的族群，它以創作者的國籍及族別作為界定的標準：不僅包括華僑、華裔、華人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寫出來的作品，也指他們用移居國語言作為表達工具寫的篇章。即是說，是從作為創作主體的華族血統的身份出發，其種族血緣關係是認同的惟一依據。和華文文學比較，華人文學是總概念，華文文學是屬概念，或者說華文文學是華人文學的一個分支。
具體來說，華人文學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海外華人用漢語創作的作品；二是指海外華人用英文、法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馬來文、印尼文、日文……書寫的文本。這類作品說遠一點有林語堂用英文創作的《京華煙雲》、《唐人街》，說近一點有美國湯亭亭的《女戰士》、譚恩美的《喜福會》、哈金的《等待》，加拿大李群英的《殘月樓》、丹尼思鍾的《侍妾的兒女們》，英國張戎的《鴻》，荷蘭王露露的《蓮花劇院》，法國戴小捷的《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等等。這些作者大多數不是第一代移民和受過系統華文教育的華僑後代，而有相當一大部分是掌握了移民國語言的土生華裔人士。據美國華人學者王靈智的介紹，華人文學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如中國、秘魯混血作家佩特羅·S·朱倫的詩歌，菲律賓的知識份子作家們的“革命書寫”，還有歐亞混血作家“水仙花”（伊蒂絲·伊頓）用輕快的筆觸書寫19世紀華美移民滿含血淚的故事。(3)
不可否認，華人文學與華文文學有時較難區分，它們時有交叉和重疊之處，但兩者仍有自己的楚河漢界。如從文本角度來說，華文文學不需查戶口國籍，只要作家以漢語為書寫工具就認可，這是從語種文學著眼。而華人文學，是指散居於世界各地的炎黃子孫，既用中文又用母國以外的不同語言文字書寫的篇章，這是從種族血統作為分界線。
由於華文文學或華人文學是一個開發不久的領域，故對它的命名世界各地出現的情況不一樣，如華人文學，在美國稱為“美國華裔文學”，還有的將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譯為“華裔美國人文學”、“華裔美國文學”和“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等。較為科學的說法應該是“美國華裔文學”，因為在這一概念中它首先強調的是美國文學，然後才加以限定，即華裔文學是整個美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另方面，按照漢語的表達習慣，應該是涵蓋面大的在前，首先強調的內容在前，因而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中文譯名應是“美國華裔文學”，這和廣泛流行的譯名“美國猶太文學”、“美國黑人文學”相一致，各屬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文學的組成部分。(4)
在美國，最近還有“是華裔文學，還是美國文學”的“趙、湯之爭”。華裔女作家湯亭亭在上世紀70年代發表的小說塑造了花木蘭的形象。她筆下的花木蘭已不盡是母國流傳已久的花木蘭，而是被湯氏按異國情調加以改造，因而被趙健秀責之為這個花木蘭已成了“一個白人優越論創造出的中國式的女人，被禁錮在醜陋的中國文化中並成為其犧牲品。”這種寫法，表明湯亭亭是“偽華人”、“偽作家”。(5)
湯、趙兩人的分歧，在於如何看待中華文化，華人作品應如何承載中華民族文化資訊。其實，兩人均沒有互相指責的必要。因為無論是湯還是趙，都是炎黃子孫，都熱愛中華文化，只是在如何處理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方式上各人的著眼點不同。湯亭亭既然是美國華裔而非中國本土作家，她寫的花木蘭當然不可能原汁原味，難免會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如果要求湯氏照搬中國本土作家的花木蘭形象，或像其父輩那樣用傳統的眼光去看待東方文化，那華裔作家也就不成為其華裔作家了。新一代的華裔作家，用全球化的眼光去超越傳統文化認同的固有主題，仍應視為華人文學或華裔文學，而不應動輒給人戴上“偽華人”的嚇人帽子。
為了擴大華文文學的文化研究內涵，內地學者應自覺地把華人文學研究納入視野。漠視它的存在，或用一刀切的二分法，那就忽視了這些華裔文學的成長土壤仍是離不開中華文化，也忽略海外華人的種族認同，漠視了他們的創作成績。這在客觀上會挫傷海外華人創作的積極性。(6)另一些學者不把華人文學作為自己研究的物件，除思維定勢在作祟外，還因為自己外語水平較差，或懂英語而不懂法語、德語、日語……有關。現在已出現了一些懂數種外語而非出身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隊伍的年輕學者。相信他們在研究華文文學的同時，一定會把華人文學當作增長學術生長點的一個重要物件。最近出版的《美國華裔文學研究》(7)，便體現了一批外語系出身的學者對美華文學的重視，以及如何使華裔文學從被忽略到被重視，從邊緣逐步向主流進軍的過程。
是海外華文文學，還是世界華文文學？
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在中國內地始於1983年。隨著改革開放大潮的洶湧澎湃，隨著對外交流的視窗越開越大，內地學者不滿足于“香港文學”、“臺灣文學”的命名和研究，提出要擴大研究範圍，關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外的華僑、華人、外籍人士用漢語為表達工具，反映華人在其居住國生活或以母國生活作背景的作品。於是中國內地從1986年召開的第三屆研討會開始，將“臺灣香港文學研討會”更名為“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這不僅表明了研究範圍在空間上的擴大，而且表明研究者已開始注意到了台港文學與華文文學的差異性。
顧名思義,海外華文文學的“海外”是指中國本土之外的地域，“華文”指漢語，“文學”則是反映生活的一種樣式。但具體使用海外華文文學這一概念時，有時會發生歧義。一般認為，中國大陸及台港澳文學屬“海內”，而中國以外的文學屬“海外”，因而海外華文文學屬於外國文學。但也有個別人認為，“海外”系相對“大陸”而言，因而海外華文文學實質上是中國大陸以外的華文文學，包括台港澳文學在內。這個看法值得質疑。因按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地理常識，中國四面環海，故中國境內稱為“四海之內”，簡稱為“海內”；國外稱之為“四海之外”，簡稱為“海外”。千百年來，人們均習慣把中國以外的東南亞、美洲、歐洲、澳洲、非洲等地區稱之為“海外”，因而把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香港、澳門稱之為“海外”，顯然不恰當，由此把台港澳文學算作是海外華文文學的一個部分，更會引起極大的混亂。為了更精確地區分“海內”和“海外”，從80年代開始有關部門新創了“境外”一詞，故與其把台港澳文學稱為海外華文文學，不如稱作“境外華文文學”來得更精確一些。(8)
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的創作是非常寂寞的。他們得不到居住國政府、政黨的支持，出版社對他們也不感興趣，娛樂機構對這些華人作家更是嗤之以鼻，故他們的作品只好出口轉內銷，返回中國大陸或台港澳地區發表和出版。即使這樣，仍應將其和中國文學嚴格區分開來，因為它們是作者居住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系相對“海內”而言的外國文學。不久前，北京有關部門製作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指南，均把海外華文文學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範圍，這是不科學的。海外華文文學雖然與中國文學有交叉之處（如白先勇的小說，既是海外華文文學，又是臺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也深受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包括臺灣文學、香港文學的影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那些“化外之民”已加入僑居國國籍，不再是中國公民。他們由“葉落歸根”轉變為“落地生根”，經歷了從華僑到華人身份的轉換。他們與中國的聯繫不再像過去那樣緊密，中國文學對他們的影響力也逐漸減弱。他們逐步擺脫了中國文學的創作軌跡，寫的作品本土色彩在增強，因而這時的海外華文文學已不是僑民文學，其創作的作品也就不能看作是中國文學的留洋和外放，而應視為所在國文學的一部分。
海外華文作家與中國作家不同之處在於，具有“他者”的雙重身份。相對于中國作家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海外華人文化的載體，而非母國文化在海外的簡單移植。這種與中國文學的異質性或曰差異性，對母國文學而言，無疑是“他者”。而相對于居住國的主流文學而言，作家用異民族的文字即中文寫作，這種外在的、另類的“客體”，同樣屬“他者”。(9)如美國華文作家，大多數人均自覺意識到自己美國華人或華裔的雙重文化身份和民族屬性及“他者”地位，用這種身份和地位去描述華人移民美國的艱難創業過程，並表現了一代又一代的華僑、華裔所經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碰撞，這便使他們寫出不同于台港澳文學的具有異國特色的混淆性文本。
不可否認，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是從中國視角或曰從中國本位出發的。把華文文學分成“內”與“外”，不少海外華文作家對此不理解或反感這一稱謂。在他們看來，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預設了中心/邊陲、內/外的二元對立。這不僅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也有價值觀念在內。在這種對華文作家見“外”的稱呼裏，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是理所當然的華文文學中心，而“海外”則永遠無法改變邊陲的命運。(10)作為海外的“他者”，永遠是綠葉，是中國文學這朵大紅花的陪襯。為了改變中國文學是主力軍，海外華文文學是同盟軍這種狀況，有的東南亞學者提出“多元文化中心論”，認為中國大陸文學固然是華文文學中心，東南亞也有自己的華文文學中心，如新加坡華文文學中心、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中心。(11)這種看法糾正了把新華文學、馬華文學看作邊緣文學或中國文學一支流的偏見。
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另一負作用還表現在它常常與不同性質的台港澳文學協商地共存，如汕頭大學主辦的刊物有很長一段時間叫《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內地許多研究機構也叫“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這不是名字過長、不便於記憶的問題，主要在於它把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不一樣的文學混淆在一起，這容易產生誤會。因而從1993年起，中國大陸學者在廬山會議上便將“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改稱為“世界華文文學”。
世界華文文學命名並不是中國學者首創。還在1986年7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劉紹銘和德國魯爾大學馬漢茂在德國萊聖斯堡舉辦了一個“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裏的“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意指“華人共和國聯邦的文學”，亦即“世界華文文學”。(12)世界華文文學主要由兩大板塊組成：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前者指中國大陸暨台港澳文學，後者指東南亞華文文學與歐、美、澳、紐等地的華文文學。有人認為，世界華文文學是一個想像的社群，“其實並無世界華文文學這回事，它是想像的、建構的結果”。(13)這個說法不完全對，在新加坡80年代就曾不止一次舉辦過國際文藝營，廣邀全球華人作家、學者參加。在臺灣，1992年還成立了一個來自全球七大洲總計57個國家參加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遺憾的是，這個協會政治大於藝術。這從成立時“總統”頒獎、“行政院長”參與閉幕可看出這一點。更致命的是這個號稱“世界”的作協，並無祖國大陸團體或個人參加，使這個協會失去了最起碼的代表性，成了“一個封閉的意識形態共同體”。(14)內地雖然沒有成立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但在2002年成立有“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這個學會的成立，標誌著華文文學已由過去的課題性研究轉變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研究。這對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和弘揚中華文化，有直接的促進作用。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也不能片面地理解為名稱的簡化，因為這種命名提升了過去對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品位：“它把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學現象，置諸於全球多極和多元的文化語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華文文學，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時是一種文化的圈定，作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維，納入在世界華文文學一體的共同結構之中，使這一命名同時包含了文化的遷移、擴散、衝突、融合、新變、同構等更為豐富的內容和發展的可能性。以這樣更為開闊的立場和視野，重新審視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便更適於發現和把握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置身複雜的文化衝突前沿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體現了鮮明的學科意識，和對這一學科本質特徵的認識。”(15)
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既有全球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續性，又有交融性。但它的命名也有尷尬之處，即它沒有把華文文學作家最多和作品最為豐富、讀者市場又最宏大的中國大陸文學納入自己的研究範圍。有的論者認為，中國已有一支龐大的研究大陸文學的隊伍，用不著華文文學研究者去插足。另一方面，大陸文學與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性質不同，也不方便放在一起研究。事實上，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已默認了這一觀點。它主辦的刊物和研討會，均沒有把中國大陸文學列入研究物件，最多是在兩岸三地文學比較時聊備一格罷了。如此一來，丟棄了中國大陸文學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便變得名實不符。不過，這個顧慮隨著時間的流失，將會逐步消失。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人們說“世界”（如“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並沒有包括中國。北京還有一個老牌雜誌《世界文學》，就不刊登中國作家的作品。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所設定的“世界文學專業”，其研究方向也不包括中國文學。故為了使其名實相稱，當務之急不是要找到一個比世界華文文學更科學的名稱，而是要把中國文學以外的研究做大、做好，使人們承認世界華文文學是一門獨立于中國文學之外的新興學科。
是語種的華文文學,還是文化的華文文學?
“一門學科如同人一樣，有自然死亡，有他殺，有自殺”。(16)“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如前所說其歷史只有二十多年，遠未達到自然淘汰消失死亡的階段，但確有“自殺”的可能。
這可能表現在：世界各地的華社在日趨複雜化，新的華文文學創作現象層出不窮，而這支研究隊伍卻在老化，知識也明顯滯後，不少華文文學研究文章內容陳舊，顛來複去就那麼幾個關鍵字，很難找到新的生長點，以致成為圈內人自娛的遊戲。
有識之士呼籲：應對過去的研究進行深刻的反思，不宜再滿足于文學現象的描述、區域文學史的編纂，外加作家作品評論，而應有人花大力氣去探討這門學科的基本觀念、研究方法和存在的理論基礎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汕頭大學一群青年學者寫了《我們對華文文學研究的一點思考》(17)，感到他們有開闊的理論視野，有批判的實踐精神，這充分說明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理論意識在增強。所謂這門學科會“自殺”云云，不過是危言聳聽而已。
但讀了“我們”一文後，筆者感到他們擁有靈活的分析方法的同時，也附屬有一種以文化作介入的權宜策略——至少“文化的華文文學”這個新鑄造的術語值得爭議，其學科的規範性質讓人質疑。首先是學科名稱是叫“世界華文文學”，還是去掉“世界”二字，變成“華文文學”？“我們”一文的作者及其所服務單位，正像他們辦的刊物一樣，一直在凸現“華文文學”。不使用“世界華文文學”的全稱，這自然是一家之言。因為“世界華文文學”必然包括中國大陸的華文文學，而“華文文學”卻是指“大陸以外的用漢語言創作的文學”。這裏沒有加“海外”二字，大概是為了力求站在一個平等的地位與各區域的華文文學作家對話，而不以中國大陸為世界華文文學中心自居。這種用意無疑值得肯定。問題在於此文具體論述時，卻把開宗明義講的“華文文學”所包括的台港澳文學排斥在外，大談特談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的生命、文化、生存，以及文化學領域內的喜怒哀樂。這樣一來，概念前後就不甚周延了。如“我們”一文認為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存在的自足體”，其創作不是他屬的。可依筆者之見，華文文學既然包括台港澳文學在內，這台港澳文學就不可能是“他屬的”，其存在的理由就更不可能“不被歸於輝煌偉大的中國文化”。就是部分海外華文文學，如旅美的作家白先勇、於梨華、歐陽子等人，其“創作尊嚴”無疑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得自遙遠的母國文化的恩賜”。白先勇的《臺北人》，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故籠統地談“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存在自足體”，未免過於寬泛。這寬泛還表現在“我們”一文論海外華文文學尤其是東南亞華文文學時，談個性遠多於共性。其實，共性是一種強大的存在，是回避不了的。以台港澳文學來說，“文化不確定性”的現象雖然有，但台港澳文學再怎麼不同，仍與中國大陸文學同種同文。居然如此，還不如把華文文學定義為海外華文文學更名副其實。要是把台港澳文學都算進去，那作者們對“族群主義”的批判便落了空。
應充分肯定，“文化的華文文學”觀念的提出有一定的理論前瞻性。它對改變“語種的華文文學”觀念的一統天下，尤其是改變目前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停留在淺層次上，只滿足于對華文文學的外部情況作判斷和亂貼標籤（如把華文文學創作中存在的鄉愁、尋根現象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到處宣揚、鼓吹），以至使華文文學研究水準難以提升，是有啟發意義的。但文章作者在質疑“語種的華文文學”這一觀念時，也留下了不少盲點。比如華文文學的存在與華族、華人生存狀況之間的關係到底應如何理解？作者們認為：華文文學的出現、存在、發展乃至最終在某一區域內消亡，“其根據完全在文學本身”，即文學本身存在的危機造成的。這裏用“完全”一詞，過於絕對化，未免有把“內部”與“外部”原因割裂之嫌。其實，“內部”危機往往離不開“外部”原因，如社會的或族群存在的問題。試問：如果在某地區華人銳減，新移民又不斷返回中國，這華文文學還存在得下去嗎？反過來說，是華人作家在異國他鄉艱苦創業，融化於當地社會以至脫掉僑民的帽子成為該國公民的歷程，決定著華文文學的獨立價值取向和生命、生存與文化的原生狀態的發展前景。這樣思考問題，不是文化民族主義膨脹，而是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華文作家不努力融入當地社會，總以漂泊者、過客、局外人自居或華族本身都不存在了，那這個地區的華文文學肯定會消亡。故單純從內部規律作解釋，就難以說清華文文學與海外華人作家命運息息相關的互動關係。
應該承認，我們對世界各地文化上有著千差萬別的華文文學的內在本質研究得太少，有的甚至還沒入門。但不能由此反過來，為了研究內在的本質特徵，就把外在的種族問題完全拋開。華文文學或曰世界華文文學，決定其存亡最終起作用的還是外部原因。如印尼華文文學幾十年來陷入困境，比新馬泰華文文學發展嚴重滯後，這不是印華作家不努力，或印華作家未按文學規律從事創作，而主要來自種族歧視，來自印尼當局長期壓制華人，扼殺華文文化。這樣說，決非把“民族主義的文化因素和時代情緒”不恰當地強化和情緒化，而是因為作為一種特殊的少數民族族群文學，華文文學的發展不能不受大環境的制約。新加坡華文文學算是例外，它不屬少數民族族群文學，但它近年來的創作遠不如過去活躍，以至作為新加坡公民與作家的方修研討會要到馬來西亞去召開，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新加坡當局不重視乃至壓制華文教育有一定的關係。用內部規律去解釋這種現象，就難以服人。
從中國大陸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看，90年代比80年代取得了更豐碩的成果，在整體水平上呈直線上升。尤其是汕頭大學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諸君的努力，如他們編輯出版的高質量的《華文文學》雜誌及其共同編寫的卷帙浩繁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其成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這門學科在整個學術界、思想界乃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中，所佔據的位置和發揮的作用極有限，與我們的期望仍有很大的差距，有不少人甚至不承認世界華文文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或把它仍附屬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名下。這裏有不少理論問題值得探討。我們也的確不應陶醉原有的成績，應有汕頭大學青年學者那樣的學科建設的緊迫感與危機感。但探討時最好讓不同的學科觀念展開競賽，而不要搞“東風壓倒西風”。以“我們”一文來說，作者們在質疑“語種的華文文學”時，認為這種“觀念充其量只是一種常識化的觀念”。其實，依筆者看來，這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文化的華文文學”是從人們過去十分熟悉的文藝社會學（即從社會文化歷史的背景中來審視和考察文學現象、文學作品）中衍生或改造過來的一種觀念，並不比“語種的華文文學”觀念高深多少。作者們主張“文化的華文文學”其初衷是把華文文學放在文化的大視野中去審視，可這種從近年流行的文化思想史走的研究思路，並未對這種觀念存在的現實基礎及其特性，以及發展變化軌跡作進一步深入的論述。尤其使筆者不滿足的是，它未充分突出華文文學的根本特徵，因英語文學或別的語種文學，無不是該民族“以生命之自由本性為最後依據的自我表達方式”。“我們”一文只說到了共性，未涉及或很少涉及到個性，而要從個性上區分，只有從表現工具這一最明顯的特徵入手。當然，正如“我們”一文所說：光“入手”不夠，還應進一步探索其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但切入點必然是外部，這也是“語種的華文文學”這一觀念為什麼會流行、為大家所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一文的作者為了擺脫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困境，提高這門學科的研究水平，更重要的是為了使自己的理論體系嚴密，還把“文化的華文文學”與文化批評區別開來。這是必要的，因後者是具體操作方法，前者卻是一個全新的觀念，但有觀念必然有相應的批評方法，而“文化的華文文學”這一觀念正來源於文化批評方法。故實際運用起來，兩者恐怕是同多於異。何況文學自身的基本問題，文化研究固然可以擴大文學理論的版圖和疆界，但它卻無法取代文本的研究。
“我們”一文不用學術論文通常採用的注解方式，其批評的論點一個出處也沒有，這固然體現了他們不想傷人的謙謙君子態度，不過，依筆者之見，挑戰權威，對世界華文文學界的主流觀念提出質疑，就應有對手，至少在行文末尾注明出處，這才方便讀者閱讀。學術爭鳴本不應該過分講究客氣的。另方面，作者們還一再表示自己不存在有“褊狹心態”，可行文中卻企圖以自己提出的“文化的華文文學”去取代“語種的華文文學”，即文中所說的要大家“放棄‘語種的華文文學’觀念，走向‘文化的華文文學’”，這未免過於性急了些。還是先不要“放棄”、取代，至少讓兩種觀念共存互補，互相競爭吧。
注：
(1)(6)梁麗芳：《擴大視野：從海外華文文學到海外華人文學》，《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
(2)杜國清：《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方法試論》，載第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選《世紀之交的世界華文文學》，《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增刊，1996年版。
(3)蒲若茜譯：《“開花結果在海外——海外華人文學國際研討會”綜述》，《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
(4)王理行、郭英劍：《論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中文譯名及其界定》，《外國文學》2001年第3期。
(5)羅四鴒：《是華裔文學還是美國文學？——國內學者介入“趙、湯之爭”》，《文學報》2004年4月22日。
(7)程愛民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8)陳賢茂：《關於“海外華文文學”一詞的使用規範》，《世界華文文學》2000年第6期。
(9)劉俊：《從台港到海外——跨區域華文文學的多元審視》，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10)(14)黃錦樹：《在世界之內的華文與世界之外的華人》，臺北，《文訊》1993年1月號。
(11)(12)黃潤華：《從亞洲華文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載《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叢書1994年版。
(13)李有成：《世界華文文學：一個想像的社群》，臺北，《文訊》1993年1月號。
(15)劉登翰：《命名、依據和學科定位》，載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視野新開拓》，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6)這是王富仁的一段話。出處待查。
(17)吳奕錡、彭志恒、趙順宏、劉俊峰：《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存在》，《文藝報》200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