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
古遠清
中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所所長
1979年元旦，葉劍英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兩岸30年嚴峻對峙的局面開始鬆動。正是在這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內地的臺港文學研究，從1978年開始醞釀（以《花城》創刊號所發表的曾敏之《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為標誌）。正式開展研究如果從1982年6月廣州召開的首屆臺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算起，快有20個年頭了。
中國內地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是從介紹臺灣香港兩地的作家作品開始的。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是大學教材和作品選。這對普及臺港文學知識，改變臺灣文學只是通俗文學、聲色犬馬文學、腐朽頹廢文學的看法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些選本是從臺灣出版的帶圈子色彩的選本中選出來的，因而它們代表性不夠。在第一批臺港文學研究工作者中，封祖盛用力極勤，但他的《臺灣小說主要流派初探》以白先勇等旅美作家代表臺灣現代派小說，極不全面。
在文學史的宏觀研究方面，中國內地學者有關《臺灣文學史》的出版遠遠走在《香港文學史》撰寫的前面。這一方面，是因為臺灣文學比香港文學成就高，研究的空間大，另方面也因為最早的一批臺港文學研究者多為研究臺灣文學出身。
在中國的香港文學研究隊伍中，潘亞暾以起步早、成果多及全面開花引人矚目。但他的“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壇佔據“主導地位”和發揮了“領導作用”的觀點，的確有進一步推敲的必要。目前寫得較有水準的是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筆者是主張像王劍叢那樣走私家治史路線的，但集體編寫仍不失為一種應急的方法，且經劉登翰策劃與統稿後在不少地方能超越別人。相對臺港文學研究，澳門文學研究最為薄弱，但也有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
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由於研究範圍大、搜集資料不易，因而其研究成果不如臺港文學突出。但也有三本影響較大的著作，即除潘亞暾的《海外華文文學現狀》外，在他之前還有賴伯疆的《海外華文文學概觀》和陳賢茂最近主編的四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
中國內地以外的華文文學研究，最先稱“臺港文學研究”，附屬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之外。隨著中國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研究者們越來越感到“臺港文學”乃至“臺港澳文學”的命題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因而“海外華文文學”的概念開始流行起來。“華文文學”，是一個比中國文學內涵豐富得多的概念。即是說，“中國文學”只限於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華文文學，而“華文文學”除包括中國的華文文學外，還涵蓋了中國以外的華文文學。用秦牧的話說來，一、凡是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而創作的作品，都可稱為華文文學。二、華文文學和中國文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文學包括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文學，以及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臺灣和香港及澳門文學。而華文文學除了中國文學之外，還包括海外華文文學。三、華文文學和華人文學也屬兩個不同的概念，華人用華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創作的作品，不能稱為華文文學，但非華裔的外國人用華文創作的作品，可稱為華文文學。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到“臺港澳文學”到“海外華文文學”直至“世界華文文學”名稱的使用，標誌著從課題性的命名到一門學科的初步確立。這門草創的學科研究物件，首先是中國內地以及臺港澳文學，可第六至八屆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沒有一篇論文研討中國內地文學，這一偏頗，到了1997年北京召開的第九屆會議，已有所改變。當然，為了同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加以區別，“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國文學，不以內地為重點，而以臺港澳文學為主體應是順理成章的事。這門學科另一個研究物件是中國以外的華文文學。但存在著海外華文文學與“臺港澳文學”時有交叉的情況。像旅居北美的聶華苓、陳若曦、白先勇、歐陽子、於梨華以及北歐的趙淑俠，他們作品的選材以及蘊含的中國文化內涵，使人們容易把他們的作品看作是臺灣文學。至於新加坡的黃孟文、泰國的司馬攻、馬來西亞的雲裏風，由於他們落地生根認同了當地文化傳統，作品帶有濃郁的南洋色彩，因而他們用中文創作的作品，已不屬中國文學或僑民文學，而是地地道道的東南亞華文文學。
必須再次強調“世界華文文學”與“世界華人文學”的區別。前者是從“語文”、“語種”方面著眼的，不分國籍，即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只要用中文創作的文學，是為“世界華文文學”。後者是從“種族”、“種裔”方向規範的，是專指中國人及其後裔用中文或其他國家的文字創作的文學。
“世界華文文學”亦不同于“世界文學”。前者是屬概念，後者是種概念。即前者的研究範圍小於後者，後者是指不用華文寫作的文學，作者多為非華裔的外國人。前者的文學語言一定是華文，作者亦多為華人。
“世界華文文學”當然更不等同于“中國文學”。前者的地域寬廣，使用的語言只有一種，亦可稱為“華語文學”或“漢語文學”。後者的地域只限於神州大地，其語種除漢語外，另有許多兄弟民族文學（如藏族文學、白族文學等）。
“世界華文文學”也不等於同“海外華文文學”。前者著眼於世界，後者則從中國本位著眼，容易引起中國以外華文文學作家的反感。與此相關的是“世界華文文學”有無中心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心”是客觀存在的，中國文學就是“中心”。《新加坡作家報》有人撰文表示不同意見，認為各國華文文學是兄弟關係，而不是母體與子媳的關係，如果承認“中心論”，就會出現狂妄自大與妄自菲薄兩個極端。也有人認為如果有“中心”，也是多中心，而不能只有一個中心。關於這種爭論，其實意義不大。對中國作家來說，不應以主流自居歧視別的國家的華文文學。別的國家的華文文學作家也不應以本土性為名完全脫離中華文學這個“根”。各國華文文學應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繁榮。
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命名的科學性及這門學科建立的必要性，已先後有多人論述過。這些學者認為：“世界華文文學”既具有世界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續性，又有交融性。它是一門考察語種文學的學科，是一門探討民族文學、研究文學關係的學科。將“世界華文文學”從別的學科獨立出來，不僅擴大了文學學科研究的領域，而且對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回顧中國近20年來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我們有理由為已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同時也預感到走向21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將有可能產生新的突破性進展。
本文發表在《光明日報》2002年1月16日，全文見《新華文學》199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