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中的身份追認
——論嚴歌苓的小說創作
方維保•曾 豔 合撰
方維保：中國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曾 艷：中國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
〈本文榮獲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論文比賽：黃鴻美獎──評審獎〉
摘要：在眾多的美國華人移民小說中，嚴歌苓的創作是獨特的。她以冷靜的觀察和思考取代了早期的驚奇迷惘的目光，用女性作家特有地細膩的筆觸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人在西方的經驗狀態，包括他們移民前的願望和殘酷地現實遭遇後在思想情感上興起的巨大波瀾；以及在異國的文明衝突之中，他們在文化身份上所陷入的兩難境地的尷尬。
關鍵字：嚴歌苓 文明衝突 文化身份
晚清以後的中國，國勢的衰微下列強的入侵和隨之興起的留學熱，在中國知識份子的想像中造就了一個全新的西方形象，——這是一個雖如洪水猛獸但卻是民主和富強的所在。這樣的想像導致了大規模的移民/留學文學的產生。這樣的留學/移民文學曾因極端主義的左翼文化而中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大量大陸中國人的留學或移民國外，再次興起了許多以海外移民為題材的文學創作。
在此之前也出現了以“中國人在某國”為題目的小說作品，但大多充溢著對於西方社會的繁榮富強的想像，又由於是初到異國，所以充滿了一驚一乍的好奇，如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等，但這些作品只是投合了九十年代大眾消費性文化心理的流行文學。而現定居美國的作家嚴歌苓以豐富的海外寓居生活的經驗，著力創作了中國移民在美國的生活和命運的小說，例如長篇小說《扶桑》、《無出路咖啡館》，短篇小說《少女小漁》、《紅羅裙》，中篇小說《栗色頭髮》等。嚴歌苓的小說和以往移民小說不同，她不再滿足於對異國做浮光掠影的描繪，而是以冷靜地觀察和思考取代了早期的驚奇迷惘的目光，用女性作家特有地細膩的筆觸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人在西方的經驗狀態，包括他們移民前的願望和殘酷地現實遭遇後在思想情感上興起的巨大波瀾；以及在異國的文明衝突之中，他們在文化身份上陷入了尷尬地兩難境地。
一
詹姆遜在《論“文化研究”》一文中，對我們所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一詞的概念做了這樣的解構：“民族”在今天應該用來表示一個系統中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永遠應該暗指（多於兩項的）相關性。……“民族”現在僅僅是一個關係詞，用來表示世界體系的各組成部分，這個體系也可被看作是各種空間的重疊複合（民族的以及局部的和區域的，世界體系本身的以及局部的和區域的）。［1］當前全球化問題使民族的範圍漫延至世界的每個角落，但離開了本土的民族往往被稱為移民。“國際移民是全球化的一個核心部分”，［2］因而移民將構成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社會轉型期的重要問題——移民使移出國形成一種移民文化，並在接受國成為社會關係和民族認同爭論的關鍵，也使其投身海外生活的成員，不可避免地面臨更為直接的認同危機和身份焦慮。在這樣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的文化認同問題是不同文化身份的人所期待解決的。作為海外留學生中一員，寓居於美國的嚴歌苓正是利用雙重的文化背景所賦予她的獨特的觀察視角去書寫中國人在美國生存與調適的現實，她的小說創作展現的是華人移民所經歷的種種苦痛以及他們所採取的應對策略，探究的是移民們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的失敗感和處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無助感。
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之後，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透過媒介或跨國經營的形式對中國百姓產生了種種虛幻性的誤導，致使國內許多人對美國社會及華人的生活缺乏切實的瞭解，最終成了“一群清醒逃離第三世界生活處境的出走者”。［3］而作為一個弱勢文化的成員進入到強勢文化環境後，要想被承認是非常困難的。對新移民階層來說，首先面臨的是生存，同時就有解決文化身份訴求的問題。所謂身份或認同，按照福柯的說法，就是被社會權利及其知識規約化的自我表現性。而身份與自我表現的關係正如佛克馬夫婦所解說的：“主體”理論概念之一（另一概念即被打碎或消解的主體）認為主體擁有強烈的意志，它強調“對一種身份的尋求，包括，比如一種女性身份或文化身份”。［4］
小說《橙血》敍述的是一個流落異國多年的中國男人黃阿賢與洋主人瑪麗相處多年的故事。從覺醒到反抗三十年來，黃阿賢一直默默跟隨瑪麗，一切按照她的指示行事，從沒表示任何不滿。只有後來他兩次接觸中國人後，觸動了他的民族情懷。他恍然意識到幾十年的生命中，似乎錯失了某些重要東西。一次，一群中國果商來到橙園，想購買血橙，讓瑪麗高姿態地斷然拒絕了。黃阿賢罕見地當眾頂撞她，其後更與她慪氣。一位果商臨走時對黃阿賢拋下的說話：“你看上去像中國人，原來不是啊。”［5］這隱含的批判、責難與諷刺，既使他飽嘗被同胞疏離隔絕之痛，更使他意識到自己血緣上不能更易的中國人身份。從此以後，表面相親融洽的主仆關係，卻由於黃阿賢對自我身份的省思而逐步瓦解，這種由相親而演變成對抗的關係，讓我們看到了中西兩種民族之間根深蒂固、無法揭開的思想死結。
英文中的“identity”本身所包含的“個體性”和“獨特性”，這一涵義也從語義上說明“身份”探究的本質就是回答“我是誰？”這個安身立命的社會心理問題是大多數移民都擁有的。“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生活，西方絕大多數人關心的首先是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是在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內部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怎樣對付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挑戰。”［6］文化身份“決不是永恆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服從于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7］因此，文化身份特別適用於考察在不同的“文化歷史設定”之間漂移運動的“主體”——移民、邊緣群體、全球化過程中經歷急劇社會轉型的民族——所面臨的身份重建過程。因為他們需要有一種令其滿意的、完整一致的意義解釋，以便平息在異質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所產生的心理衝突，使自己與新環境之間的文化聯繫得以重建。
移民們從母國移民到另一國家，面臨的不僅是生活、工作等現實問題，而且是關於“我是誰”，“我與什麼認同”的自覺和反思。他們滿心嚮往的彼岸的“美麗新世界”——不僅是經濟上擺脫貧窮落後，而且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文化上的多元共存，可以說寄託著他們在第三世界、在現實中國所不能達成的全部心願。最初他們懷揣著美好的希望，無論多苦多難都義無反顧、頑強堅韌地生存著，試圖將根鍥進這片新土。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美國的認識漸漸深刻。夢醒時分，才發現“將自己連根撥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8］的想法頗有些一廂情願和不切實際。他們原以為到了美國，過去的中國的一切就可以完全拋開，“像是淨光一個人來的，跟從娘的產道裏爬出來一樣淨光，沒錢、沒履歷，一切好的惡的附屬全被丟在海關狹狹的甬道那邊”。［9］慢慢地才明白，其實空間改變無助於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只要他們在這個理想中的“黃金海岸”一登陸，“黃色的臉黑色的眼”的種族標誌立刻會凸顯出一種格格不入。於是他們被指認為“外來者”，“異已者”;他們被與“不禮貌、不文明、不整潔”等等一切惡習陋俗聯繫起來。
嚴歌苓的小說描繪出中外文化撞擊下的特殊情境，它的故事情節緊緊圍繞異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衝突尖銳性的身份及情感認同。讓人難忘的一個場景是《栗色頭髮》中，“我”作為一個典型的東方美女被一家繪畫俱樂部選中作模特兒，一個坐在輪椅上的姑娘很認真、但是沒有任何繪畫天賦，將“我”畫得很難看，可是因為她是殘疾，所以“我”仍違心地誇她畫得出色。然而姑娘卻十分自信地說：“中國人長得都這樣”。［10］“我”以自已的健康向她施捨憐憫，但是她以在她看來更富優越感的種族身份回擊了“我”。在這種對抗中，“我”幾乎喪失全部的自信。正如英國文化理論家霍爾（Stuart Hall）認為文化身份並非固有屬性，而是在環境作用下不斷定位的結果：“文化身份既是‘自在’的也是‘自為’的。它屬於過去，也屬於將來。它並非是個超越地點、時間、歷史和文化的已經存在著的東西。文化認同來自某處，有其歷史，但它同任何歷史性事物一樣，經歷著不斷的變革。文化身份遠非被永久地固定在一個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受制于歷史、文化和權利的持續‘作用力’。”［11］
二
嚴歌苓的小說創作與幾乎所有的海外移民創作一樣首先展現的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小說主人公帶著尋找出路的夢想而移民海外，移民前的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天堂般生活的嚮往和移民後的殘酷的現實之間的落差，讓他們交織在無法擺脫的矛盾之中。差不多在華人進入美國的同時，美國的公眾輿論及文學作品就開始出現了有關華人的描述，其中充斥了白人居高臨下式的種族主義態度；在種族與文化的層面上，美國公共輿論工具則大肆宣言美國文化是先進文明的代表，中國文化是“過了時的傳統”；“中國文化低劣，華人形體怪誕，道德淪喪，是致命疾病的攜帶者”，“華人進化而來，最後進化成豬”。［12］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性，排他性的描述華人的話語形式一經建立便被不斷重複和強化，成為美國社會生活中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或看法。
作為海外大陸作家，嚴歌苓又不同于海外華裔作家，在美國寓居前，已經在中國生活過多年。所以她無須建構想象中的家園，民族文化對她而言是清晰而真實的，即使是殘酷年代的記憶也被打上了溫馨的烙印。在《柳臘姐》、《梨花疫》、《角兒朱依錦》、《小珊阿姨》、《愛犬顆勒》等小說中，作者很新穎地用孩提時代的“穗子”或者犬的目光去反思那一段瘋狂年代的經歷，給人感覺更多地是充滿懷舊情緒，而不是痛恨地鞭斥。因為在異國語言淹沒一切思維的喧鬧中，一方面是日新月異、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另一方面是在西方文明面前無家可歸的人。充滿漂泊感的弱勢民族的悲哀已經掩蓋了過去的痛苦，因為“人永遠偏袒自己熟悉的，自己同文同種的，雖然殘缺醜陋，只要屬於自己的總是好的。……”［13］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嚴歌苓“固執地描述著東西方的文化、習俗、心理、性愛、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衝突、不可調和、隔膜”。［14］小說《花兒與少年》就是這樣一部移民題材小說。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非常不和諧的家庭，描述了兩代花兒與少年的命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因為移民而變得非常複雜，美國人父親瀚夫瑞，一半亞洲血統的兒子路易，前妻留下的女兒蘇，再加上從中國移民過來地晚江和女兒仁仁。他們之間已經缺少通常地溫情，在家庭和睦的畫面下更多地是潛伏著的社會家庭矛盾。正如女主人公晚江所想的，“這宅子裏的人分為幾等。路易和仁仁是一等，瀚夫瑞為另一等，剩下的就又次一等。九華原想在最低一等混一混，卻沒混下去，成了等外。”丈夫瀚夫瑞整天幾乎寸步不離地盯著妻子晚江，永遠把她當移民階層對待，還自認為“對人的卑鄙都是深深瞭解的。尤其是移民階層，什麼做不出來呢？什麼都能給他們墊腳搭橋當跳板，一步跨過來，在別人的國土上立住足。他們裏應外合，寄生于一個男人或蛀蝕一個家庭，都不是故意的。是物競天擇給他們的天性”，這一心理是有很大普遍性的。
小說總是圍繞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展開，用斷斷續續地敍述口吻，揭示出那深刻而敏感的話題：文明衝突。而這所有一切尷尬處境，都源自移民主體背後的東方文化和倫理觀念，它與西方文化自覺不自覺地產生衝突、趨異、對抗。“某種東西，在一個民族眼光裏是可怕的魔鬼，在另一個民族卻是生命的體現。在文化的較量中，處於弱勢的民族沒有闡釋權，但它應該有存在的權利，在自己身上得到保護，並且展示它的魅力。”［15］弱勢求生存，處於弱勢文化地位上的海外華人，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時就會產生錯綜複雜地情感。本土的文化觀念、道德標準和價值判斷方式，在異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顛覆，移民們經歷著斷根與植根的艱難歷程。
每一個移民雖然都期望能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都想要爭取到新的適宜、愉悅的生存空間。但來自文化血緣上的天性，成為其間不可逾越地障礙。如《花兒與少年》中的仁仁，在各方面都已經美式化了，包括吹頭髮地姿勢“和美國女孩一模一樣”，但她和哥哥九華“某些東西是同步的，都愛聽亞洲女歌星俗裏俗氣的歌”。又例如嚴哥苓筆下的異國愛情，也是為了突出移民階層在異國的命運。《無出路咖啡館》表面上敍述了一段邂逅相遇的戀情的無極而終，但背後卻極其精彩的透過一個中國女子在美國的種種遭遇，鮮明地批判了白種人的自我優越感和虛偽的“救世”態度。“我”受到的目光不是長輩式的，就是充滿憐憫的。“他對我的愛遠超過了男性對女性的，全人類對我們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職，都該由來清算。” ［16］這永遠是不平等的，所以我放棄了。《栗色頭髮》中女主人公也是忍受不了“栗色頭髮”對中國文化各方面的嘲笑和歧視，而選擇逃避。賽義德運用福柯《知識考古》(L’archeologie Du Savoir,1969)一書中的話語概念描述了“東方主義”，揭示了美國統治集團利用“文學和媒體，在美國公眾文化意識中建立一種固定的關於‘他者’的話語形式——‘stereotype’，從而使它對於‘他者’的控制與排斥獲得意識形態層面的合理性”。［17］例如一句話在你用漢語想像的時候是很幽默的，但在美國文化的上下文境中根本就不幽默，或許還會相反；你認為非常感動，很可能到美國文化中是太過分的多愁善感。他們需要的是符合及滿足西方統治文化的“東方”。
有人把嚴歌苓的《少女小漁》、《紅羅裙》等視為都市言情小說，認為它們只是把主人公的生活環境移居到海外。但其實作家不僅讓我們看到移民們的表層受挫經歷，還引導我們深入到對歷史文化的思考。對於不同文化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從日常生活到愛情、婚姻，從人際關係到心理層面等諸多方面的差異給移民們帶來得影響。而他們在這種不同文化間的衝突和融合過程中的努力和無奈，也向我們展示出一個流動的多元的當代世界景觀。在小說《方月餅》中，“我”和合住的美國女友瑪雅之間無論從生活習慣、價值取向，還是思想觀念各方面都存在衝突。她的訂報“我”有回閑了翻了翻，她就提出一半的訂報費；要求她把弄得像垃圾場的陽臺上的紙盒整理一下，卻被認為在說她的感情是垃圾；欣賞她帶回來地花，也被要求分擔買花的錢。即使這樣，“我”仍然試圖跨越我們之間溝通的障礙，想利用中秋節來證實中國的浪漫感情，“征服一顆心”，但註定失敗。就像那月亮也不是“故土的它”，而是“很白很圓，像一枚阿斯匹靈大藥片”。［18］這樣地例子很多，移民們往往都付出真摯的感情，卻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因為他們身上有抹不去地東方倫理的烙印，都帶著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價值觀。
這其中包含了愛國與思鄉的吟詠，也有對物質與精神雙重困境的描述。《紅羅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移民小說。丈夫已死去十年的海雲帶著兒子健嫁給在美國的周老先生，一家四人的關係顯得異常詭異，健將依戀母親也想霸佔母親，海雲則和周的兒子卡羅產生一段曖昧的感情。嚴歌苓把人物放在這樣一個任何人和事都陌生甚至不友善的環境中，借著移民們強烈的心境起伏營造一種充滿壓迫感的氣氛。例如健將與卡羅兩人雖一樣無出息，可是卡羅開跑車、彈半調子鋼琴，而健將卻一無憑藉，即便是這樣：“認真說他比健將更沒出息，因為他是存心沒出息。而健將對自己那份沒出息純粹無辜，純粹不能自主”。海雲在陌生的城市中，買衣服裝扮自己似乎是唯一令人快樂的事，然而沒有健將帶路的那天，海雲獨自藝人卻找不到那件非買到不可的紅羅裙，那份慌張可以反映出海雲的無助：“她在商場迷了途，怎麼也找不見那件紅裙子了。她沒有一個人出過門，總是健將領路。不知怎的，她感到一種恐怖的迷亂，眼和手慌慌張張地翻著傾掛的上百、上千種衣裳，像是在找一分性命攸關的文件。卻怎麼也找不到了，那件太陽裙，那個在一天前使她快活過的紅融融的物件，不見了。她喘息越來越緊迫，似乎找不見它，往後的日子是過不下去的。”［19］海雲與三個男人間的關係是如此複雜：繼室、母親、情人，而人欲、親情和倫理的衝突在這個女性移民身上翻騰，再沒有比這個更能想像移民們的痛苦。
嚴歌苓筆下的弱者，在面對生活的苦難和境遇的尷尬時，以一種近乎母愛的寬容與關愛，悲憫整個世界。他們從沒打算在矛盾衝突中爭得什麼結果，但他們以一種弱式對強式的慷慨和寬恕，以一種貫穿始終的妥協與被動的姿態，最終令整個世界黯然。不管是反映早期移民還是新移民的小說，其間有哀、有愁、有抗爭；但嚴歌苓在展現他們的生態和心態時，不僅留有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的思考，還注重人類所共有的，所以作家既剖析華人移民，也涉及所在國的白種居民。深刻的感受與表現，以異質文化中錯位意識的傳達、獨特的女性視角和觀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徵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寫，構成了小說創作的獨特文化品格。
作為移民，嚴歌苓對美國有著明顯的，陌生感，和巨大的在認知、感受上的錯位感；作為弱式者和女人，美國常常是淪落的境地；而作為人生的尋覓者，美國又是迷惘和失落的無根之地。因而她的小說，大多書寫的是中國移民遭遇美國之後的心靈歷程和複雜體驗。嚴歌苓在這一題材上筆耕不輟，以她特有的女性筆觸，在類似于前輩感受經歷的情節基礎上表達出特有的文化心態。在對移民美國的命運的傳達中，完成了對祖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對西方當代文化的敏銳剖析。
嚴歌苓認為：“到了一塊新國土，每天接觸的東西都是新鮮的，都是刺激的。即使遙想當年，因為有了地理、時間，以及文化語言的距離，許多往事也顯得新鮮奇異，有了一種發人深省的意義。……傷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這種敏感中誇張了，都在誇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人在寄人籬下時是最富感知的。寄居別國，對一個生來就敏感的人，是‘痛’多於‘快’的。……”［20］可見，作者在對岸是用自己真實的生命體驗在創作，她的小說是對生活點點滴滴地感悟。加上採用空間與時間的交錯穿插來展開故事情境，運用精妙的語言，獨到的刻畫了豐富的內心世界。以作家敏感的心靈，細膩的情感，情理交融的思維關注著移民階層的命運。
正如查理·思泰勒(Charles Taylor)在《認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所說的，這是一種對話性質的認同。他說：“我想召喚的人類生活的一個核心特徵是其必不可少的對話性質…….我發現自己的認同並不意味著我在孤立狀態中將其炮製出來，而是通過與他者的對話協商而成，這種對話部分是公開的，部分是內部的。”［21］嚴歌苓，這位在北美成名的移民小說家，血液裏的敏感和纖細，積蘊了她淵深如海的人生感悟，在她的小說文本中閃耀著“移民文學”所獨有的精神特質。她的文字浸染了濃郁地西方小說的細膩和情緒流動，強烈地表現了她一系列側重描寫文明衝突的小說架構的內在意蘊。她獨特的寫作領域和不同尋常的價值判斷，就是她在觸摸和挖掘東西方的人性在各種時空磨礪下的扭曲和轉換。她對海外移民隱秘內心世界的刻骨展現，是異質文化碰撞中的人性所面臨的各種心靈衝突，尤其是在移民情結中如何對抗異化、重溫舊夢最是令人震顫。
【注釋】
[1]詹姆遜,弗雷德里克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442頁。
[2]卡斯爾斯,斯蒂芬,“全球化與移民:若干緊迫的矛盾”,《社會轉型:多文化多民族社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頁。
[3]宋瑜:《特別的聲音——對海外大陸女作家的文本透析》,《小說評論》1997年,第6期。
[4]佛克馬,蟻布思著,俞國強譯：《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頁。
[5]嚴歌苓：《白蛇·橙血》,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02頁。
[6]王富仁：《“西方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化》,《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
[7]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文化研究讀本》,羅鋼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頁。
[8]嚴歌苓：《少女小漁》臺灣版後記,《洞房·少女小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39頁。
[9]嚴歌苓：《海那邊》,《洞房·少女小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0]嚴歌苓：《栗色頭髮》,參見《洞房·少女小漁》。
[11]Lowe, Lisa, Immigrant Acts－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P.64。
[12]Philip P. Choy, Lorraine Dong & Marlon K. Hom. Coming Ma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P.102、111。
[13]叢甦：《野宴》,轉引自謝昉《留學生文學中“他者化”角色的文化學闡釋》,《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3年,第7期。
[14]宋瑜：《特別的聲音——對海外大陸女作家的文本透析》,《小說評論》1997年,第6期。
[15]陳思和：《新文學的傳統與當代立場》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99頁。
[16]嚴歌苓：《無出路咖啡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1頁。
[17]衛景宜：《西方語境的中國故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7頁。
[18]嚴歌苓：《方月餅》,參見《洞房·少女小漁》。
[19]嚴歌苓：《紅羅裙》,參見《洞房·少女小漁》。
[20]嚴歌苓：《海那邊》臺灣版後記，《洞房·少女小漁》。
[21]查理·思泰勒：《認可的政治》載于Chicago University 《心理與社會學研究中心系列論文》，1992，總50號，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