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價值的問題還是思考的問題？ / 林文瑛

摘要

根據文獻分析，就整體的價值變遷而言，青少年的價值觀比之以往，的確有趨向個人主義、功利性價值的傾向，然而，相較於成人，青少年卻還是比較社會取向與道德取向的。換句話說，青少年價值觀的庸俗化、個人化，一方面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一方面是社會化的結果，並非是發展階段上的特有現象。引人深思的是，台灣青少年一方面在價值觀上比成年人更社會取向、比西方同儕更道德取向。但是另一方面，卻表現出許許多多駭人聽聞、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在犯罪率上甚至高於成年人。這樣的現象顯示，價值觀並不直接引導行為，行為是以價值觀為前提的思考歷程之反映。因此，青少年行為失序的主要原因可能並不出在價值本身，而是出在思考能力的不足。當青少年問題實質上不是價值觀問題，而是思考問題時，加強價值輔導不會奏效，呼籲心靈改革更是隔靴搔癢。唯有加強思考教育，讓青少年在更寬容的教育環境裡，有澄清價值、思辨道德困境的機會，培養合理的思考能力與成熟的道德判斷能力，才能解決。

關鍵字：價值觀、思考方式、青少年

青少年在發展上是過渡期，生活上則是轉變期，他們面臨了許多新奇但又充滿壓力的經驗，例如，青春期的生理變化、進入新學校念新的課程，嘗試與異性交往等等，對青少年而言，這些都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新情境。他們對未來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卻又必須為未來的社會角色作準備。在為未來準備之同時，又必須兼顧現在的表現。因此，比起成年人，青少年有更極端的情緒變化，常常擺盪在興奮、快樂，或憤怒、沮喪等正負兩極的情緒當中（Harter & Monsour, 1992被形容為處於「風暴與壓力」storm and stress)(Hall, 1893)時期

然而，近幾年來，青少年開始出現並非以單純的情緒性叛逆能解釋的行為，青少年飆車暴走、吸食毒品、色情交易、賭博電玩、校園暴力、綁票搶劫、集體凌虐、殺人與自殺等，許許多多以往認為「小孩不可能如此」的事一再發生，三天兩頭就有一件聳人聽聞的新聞。這些還在受教育年齡的孩子，表現出許許多多讓成年人目瞪口呆的行徑，反映出他們不僅是心理混亂、情緒苦悶，而且是行為失去準則。以近十年台灣地區犯罪人口比率（表一）為指標，相對於成年人，青少年犯的比率不可謂不高。針對這樣的現象，社會呼籲心靈改革、教育要求加強輔導，目標都在導正青少年的價值觀。然而，行為是否直接反映價值觀？青少年問題真的主要是價值觀的問題嗎？

表一 近十年台灣地區青少年犯與成人犯之犯罪人口率比較

年別 兒童犯 少年犯 成年犯
之人口數 十二歲未滿 犯罪人數 犯罪人口率 之人口數 十八歲未滿 十二歲以上 犯罪人數

犯罪人口率

之人口數 十八歲以上

 犯罪人數 犯罪人口率
78 4,365,104 963 2.21 2,228,312 19,141 85.90 13,514,024 66,595 49.28
79 4,312,171 863 2.00 2,268,912 17,735 78.17 13,778,320 67,070 48.68
80 4,216,456 941 2.23 2,320,982 23,837 102.70 14,019,404 90,377 64.44
81 4,132,616 1,258 3.04 2,366,221 28,973 122.44 14,253,657 135,116 94.79
82 4,048,254 1,168 2.89 2,407,072 28,983 120.41 14,488,680 134,185 92.61
83 3,659,676 1,024 2.80 2,405,088 26,572 110.48 14,813,111 143,166 96.65
84 3,885,667 856 2.20 2,387,179 28,541 119.56 15,031,335 129,822 86.37
85 3,836,476 633 1.65 2,349,824 26,267 111.78 15,339,133 130,256 85.01
86 3,746,412 543 1.45 2,263,095 22,553 99.66 15,673,809 145,201 92.64
87 3,547,647 397 1.12 2,175,364 19,082 87.72 16,054,085 117,898 73.44


資料來源：
1.分齡人口數為內政部統計資料。
2.少年犯罪人數為台灣高等法院統計室資料。

說明 ：
1.本表不含虞犯。
2.本表依據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判結果統計，故與依據「少年事件個查報告」之資料統計所列之數字略有不同。
3.犯罪人口率，係由每萬人口計算犯罪人數。

青少年問題是價值觀問題嗎？

我們通常認為價值指導行為，偏差的行為代表偏差的價值觀。因此遇到青少年表現出逾越社會規範的行為，直覺便認為是青少年的價值體系出了問題，需要想辦法導正他們的價值觀。在此，有必要先看看青少年價值觀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根據調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青少年的價值觀的確有從「自我犧牲」的社會性道德價值觀轉變成「自我滿足」的個人性功利價值觀（日本總務廳青少年對策本部調查報告，1987）之趨勢。1989年一項以11個國家的青年為對象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世界青年的生活意識調查報告書〉，1989）中：認為人生的目的是「愜意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等，以個人價值為中心的青年人，遠遠超過看重「對社會有所貢獻」之社會價值者。然而，必需特別注意的是，這種價值觀的改變基本上是由於產業構造、社會組織、家庭型態、工作方式的改變，以及人權思想、獨立風潮的影響，所產生的普遍性改變（呂民璿，民79），並非青少年特有的趨勢。若從相對變化的角度來看，青少年的價值觀未必比成年人的價值觀更偏離傳統價值觀。

舉例而言，Rokeach（1973）的研究指出，青少年時期比較重視與人際有關的社會價值與道德價值，比較不重視屬於個人的能力價值；反過來說，個人能力的價值有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有愈受重視的傾向。國內的研究（汪履維，民70； 吳明清，民82；楊自強，民84）也大致驗證了此一趨勢。行政院青輔會的青少年白皮書調查報告指出，青少年的價值觀大體上多符合優良傳統，能遵循古代道德規範（行政院，民85）。此外，以整體的自殺率（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6）為指標，年輕人事實上比成人珍惜生命價值。

台灣青少年的價值觀

Offer et al.（1988）曾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十個國家的青少年為對象，調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與價值觀，也獲得與Rokeach（1973）相似的結果。表二是從文化比較的觀點，將Offer等人的研究結果中，具文化差異的項目列示出來。

表二 有文化差異的個人價值項目國際比較表（百分比）

國家

別題贊同比例項目		 澳洲 孟加拉 匈牙利 以色列 義大利 台灣 土耳其 美國 西德
05. 我不會只為了好玩而去傷害別人 74 64 64 72 78 66 86 81 67
40. 即使我知道自己也有錯，我還是會責怪他人 35 25 11 22 38 27 11 29 13
48. 對我而言，說實話毫無意義 20 23 11 14 18 16 6 10 20
67. 只要對自己有利，我不會在乎行為對他人的影響 21 22 16 27 10 12 30 11 12
120.我不願意和那些喜歡暗箭傷人的人來往 63 82 81 73 74 88 78 71 77

註：
1. 日本因受試缺乏少年樣本而從缺。
2. 資料來源：Offer et al.（1988）， p. 91

結果顯示，比起其他國家的青少年，台灣的青少年似乎較不贊成「只為了好玩而去傷害別人」、「只要對自己有利，不在乎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也比較「不願意和那些喜歡暗箭傷人的人來往」。如果以Rokeach（1973）的價值分類來看，台灣青少年是比較人際取向，也比較道德取向的。廖季清等人以Rokeach價值量表為工具的研究，印證了此一推論。他們調查台灣地區14至16歲青少年的價值觀，發現就目的性價值而言，青少年較重視：國家的安全、和平的世界、家庭的安全、自由、平等博愛，較不重視舒適的生活、成熟的愛、多采多姿的生活、社會讚許、心靈超脫；就工具性價值而言，較重視有志氣有抱負、心胸開闊、真誠、負責、爽朗愉快，較不重視智慧、服從、親愛、有想像力、禮節（廖季清、簡茂發、吳明清，民72）。與此結果類似，楊國樞（民77）以台灣的大學生為對象，Morries的生活方式問卷為研究工具，亦得到中國大學生的生活方式，較傾向利他程度高的慈愛型、中庸型，較排斥利他程度低的享樂型之結果。

綜合這些研究，可以獲得初步的結論是，就整體的價值變遷而言，青少年的價值觀比之以往，的確有趨向個人價值的傾向，然而，相較於成人，青少年卻還是比較社會取向與道德取向的。換句話說，青少年價值觀的庸俗化、個人化，一方面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一方面是社會化的結果，並非是發展階段上的特有現象。

然而，引人深思的是，如果台灣青少年的價值觀基本上是相當道德取向的，也比較具有理想性，為什麼我們對青少年文化的整體印象卻是逸樂鬆散、膚淺盲從、自我中心（陳嘉明，民77；高強華，民86）？為什麼青少年的犯罪率如此怵目驚心？顯然，從青少年的行為直接推論青少年的價值觀出問題，可能未免簡化了價值觀與行為的關係。

行為與價值觀的關係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為朋友兩肋插刀，不惜犯下搶劫罪行的青少年，問題出在那裡？不在他的價值觀，而是在實踐此種「朋友之義」的價值時，理性程序上出了問題。Elkind（1980）是此一觀點的擁護者。他認為，青少年的核心價值是自尊（self-esteem），為了維持自尊，或提高別人對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常會策略性地選擇一些大人看起來既不成熟又嫌膚淺的行為方式。例如，講長電話，讓別人覺得自己很受同儕歡迎；選擇既酷又炫的朋友，讓別人注意到自己；想盡辦法約會，以證明自己對異性的魅力；甚至故意違規，以提醒別人自己的存在，等等。

青少年可能追求「社會讚許」、「美麗的世界」、「圓滿的愛」，然而，「讚許」、「美麗」、「圓滿」到底有什麼涵義？包含什麼內容？是意味著把現實社會裏的不合理或不完全隱忍吞下，溫順地照著社會既定的規範走去？還是毫不妥協的正面向不合理、不公平宣戰？透過不同的思考歷程，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他們可能認同「自我實現」，卻無法區辨自我實現與個人主義；認同「無私的愛」，思考上卻只能得出壓抑自我、百依百順的結論，從而在行為上出問題。準此而論，青少年的行為出問題，除了價值觀之外，認知發展與思考歷程的影響必然十分關鍵。換句話說，在思考價值觀與行為的關係時，我們必須從

【價值】→【行為】

轉換為

【價值】→【思考歷程】→【行為】 之思考模式

概念上，價值與思考歷程可能的互動關係可以顯示如表三。一般而言，在（1）與（3）的情況下，青少年的行為不會出大問題，會出問題的主要是（2）與（4）。其中，（2）是思考歷程的問題，（4）則是價值觀的問題。如果前述的一些研究結果是可以信賴的，也就是說台灣青少年的價值觀無論是相較於成人或西方同儕，都是比較具理想性，也比較道德取向時，（2）「價值正確，思考不合理」或許是解讀今天台灣青少年文化的認知關鍵。

表三 價值與思考歷程的互動關係

價值
正確 不正確
思考
歷程		 合理 (1)價值正確、思考合理 (3)價值不正確、思考合理
不合理 (2)價值正確、思考不合理 (4)價值不正確、思考不合理

Kohlberg有名的道德判斷研究為此結論提供了有力的註解。Kohlberg的研究顯示，青少年的道德判斷在發展上比成年人不成熟，同時，台灣青少年道德判斷的發展落後於美國青少年（Kohlberg, 1969; 1984）。換句話說，價值觀較傾向道德取向的青少年，在道德判斷上卻比功利取向的成年人不成熟；同樣的，價值觀比較社會取向的台灣青少年，在道德判斷上也不比個人取向的西方青年成熟。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青少年在相對合理的價值觀基礎上，為什麼會發展出相對不合理的思考歷程，從而在行為上出問題？

青少年時期價值系統的重建時期

理想價值與實際運作的落差認知

對青少年而言，兒童期所建立的道德觀以及價值觀，都是由師長、父母耳提面命的行為規範，基本上都是文化中「理想的」價值觀，例如，要尊敬長輩、做人要誠實等。但是隨著認知能力的增長，青少年周遭環境漸趨複雜化，生活範圍也逐漸擴大，青少年開始有能力覺察到，實際在成人社會中運作的價值體系，與他所接受的價值觀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Bryan, 1975; Niemczynski & Maciejowska, 1989）。例如，他會發現，教導他不可說謊的老師卻公然做假；教導他要尊敬長輩的父母竟然輕蔑自己的雙親。成人的言行不一與成人間的不一致使得青少年必須面臨許許多多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規則與規則之間的衝突，也因此不得不對以前的價值觀或道德認知重新評價、重新釐清、重新定位。面對著這樣一個充滿困惑與矛盾的世界，由於青少年對獨立自主的追求，以及在發現價值混淆的過程中，對父母與師長所產生的懷疑，使得青少年在修正舊的價值觀，發展新的價值體系時，並不願意接受成人直接的協助或指導，而寧願自由地選擇與嘗試。

價值體系重建過程中的思考能力

青少年面臨重新定義、重新整合舊有價值，以建立新價值體系的階段。他必須重新思考什麼是對的，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為什麼是錯的。固然，這些問題的答案會因人而異，關鍵在於，思考能力的發展程度會影響思考判斷的結果（Piaget, 1965）。以Kohlberg的認知發展階段為例，一個在認知發展上尚處於「成規期」（convention level）的人，基本上只能在眾多習俗、規則中，「選擇」適切的行為規範；而成規後期（post-conventional level）的人，則能進一步思考為什麼這些原則或習俗是好的。例如，成規期的人知道「好孩子」「好學生」「好朋友」的規範是什麼，也重視這些價值，但是當這些價值彼此衝突時，他通常只能選擇當老師要他當的「好學生」，或朋友要他做的「好朋友」。成規後期的人，則能夠從澄清、定義這些價值，重新界定價值的行為規範。「好學生」的定義不是對老師言聽計從，「好朋友」的定義當然也不會是對朋友百依百順。

認同與歸屬

在青少年「追尋獨立自主」的過程中，脫離父母、師長的監管與指揮，是個天然的傾向，因此，同儕的影響力自然取得了關鍵的地位。他們彼此商量、互相觀摩、相互安慰、支持，幾乎可以說是強大壓力下最重要的支撐力量。可以想見的，青少年所認同的同儕團體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必然在他重建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影響重大。

然而，父母逐漸失去強勢影響地位的原因主要是青少年因應發展課題的角色調整，並非在感情上無法認同父母（Seltzer, 1989, p. 35）。換句話說，與父母關係的密切性，可能是青少年在發展獨立自我上的意識性障礙，因此青少年為了減低自己對父母意見的依賴程度，便有意識地逃避來自父母的影響，但是在感情上，大多數青少年仍然認同父母是最愛自己、最值得信賴的人。除了父母之外，青少年所接觸的成人世界，也越來越多樣化，例如：兄姐、長輩、老師、公眾人物，或社團領導者等，他們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不再是如過去兒童期所認識的「年紀比我大的人」而已，他們都因代表著某種價值資訊的管道而受到重視。這些父母以外的成人也都可能成為青少年的商談對象及行為楷模，提供可供認同的價值觀。

總而言之，對站在發展的分水嶺上，探討「我是誰？」此一認同問題的青少年而言，大概已經不屑於當「好孩子」，然而「好學生」、「好朋友」的定義則尚待重新界定。但界定權既不在父母，也不在朋友，而是建立在他所認同的團體與個人的文化型態上（Staub, 1989），被認同的人或團體必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譬如說，認同父母的孩子比較不會認為「好朋友」的定義包括願意為朋友而讓父母傷心。

價值觀的形成影響力的拉鋸結果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青少年價值體系形成過程裡，幾個關鍵的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在價值觀的形成過程裡，彼此角力，互相競爭影響力：

（1） 早期建立的價值觀：青少年的價值觀並非無中生有，它的發展基礎是在兒童期或更早期，透過大人的教導與同儕的互動經驗所形成的。無論是大人的教導或學校教育，成人諄諄教誨許多包括誠實、圓滿、無私等社會所期許的價值。另一方面，透過無形的身教與互動經驗，兒童也逐漸形成一套看待周遭事物的眼光，例如，「這世界有無規則可循？」、「人際關係是否變幻無常？」「這世界有無絕對的真理？」等素樸心理學的問題與答案（陳燕玲，民88）。這些價值與世界觀自然會成為青少年邁向另一個發展階段的起點。

（2） 認同的團體與個人：青少年是一個尋求自我認同的時期，因此，他如何定位自己，便影響他對特定團體的認同。例如，一個在學校中因為功課跟不上而飽受歧視的學生，他會認為「學校不是為我存在的」，「我來不來上課，學校一點都不在乎」，反倒是外面的團體「我一天不去，他們馬上找我」（林文瑛、王震武、黃富源，民88）。認同自己是團體中的成員，自然會認同這團體所重視的價值，遵守這團體的行為規範。青少年期重疊了自我認同與價值重建的過程，也因此青少年所認同的對象自然會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產生深遠的影響（郭燕如，民76）。

（3） 社會人際網路：青少年的社會人際網路決定了他會遇到什麼樣的人，接觸什麼樣的想法，看到什麼樣的行為模式。例如，有「不良」朋友的青少年，會較有機會接觸「不良」的行為模式。但是如果他也與其他型的朋友交往，便能夠接觸與「不良」行為相拮抗的想法，在行為判斷上產生衝擊與拉力。同樣的，社區、家庭聚會、課外活動、運動嗜好，都會提供不同的人際網路，不同的經驗機會（陳淑湘，民87）。

（4） 個人的思考能力：價值觀涉及的是基本哲學的思考，需要邏輯推理，更需要價值澄清（Duska & Whelan, 1975）。因此青少年能否察覺價值衝突，能否解決衝突，能否以自己的核心價值為基礎，審視決策的合理性，端賴合理的思考方式與成熟的的推理能力。如果我們教青少年要珍惜友誼，結果卻看到他們不惜為朋友坐牢；教青少年要孝順父母，卻讓他們壓抑自我、委曲求全；教青少年勇於表現自我，卻發現他們自我膨脹、自私自利。那麼，青少年欠缺的顯然不是價值的引導，而是價值的推論程序。實踐抽象的價值，需要充分澄清價值在不同情境中的可能面貌，更需要釐清價值間的相對關係，思考能力自然十分關鍵。

總而言之，青少年價值系統的建立是以（1）原有的價值系統為基礎，面對（2）環境中新刺激的挑戰，與日趨成熟的（3）內在思考能力之檢驗，最終所達成的平衡結果。

價值的問題還是思考的問題結語

發展的角度看青少年時期的價值觀，的確是價值澄清與價值重建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原先建立的舊價值系統不僅面對外來環境的挑戰，也面對逐漸成熟思考的檢驗。環境是變動的，思考能力是發展的，我們如果想對青少年的價值系統有所影響，則必須以這兩者為主要的著力點。在環境上為青少年提供更正向、更多元的價值典範，在思考上則必須以更寬容、自由的教育空間為基礎，提供青少年澄清價值、思辨道德困境的機會，並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成熟的道德判斷能力。以下是總結本篇論述的兩個提醒：

一、 處理青少年的價值觀問題，不能只依賴輔導手段，而是必須從「認同」與「思考」的角度加以釐清，才能溯本清源，找到出路。

討論青少年價值觀的問題時，必需弄清楚究竟是價值的問題，還是思考上的問題。如果是價值的問題，其來源很可能是新的認同團體或參照團體，這時候能與其競爭影響力的，唯有認同團體的擴大化、多元化，以及思考能力的提高。

認同團體的多元化並不是光靠生活經驗的拓展就能達成，主要還是在經驗的品質。一個在任何社團都不受重視，飽受挫折的青少年，並不可能透過多參加社團而增加自我認同，更不可能內化這些團體的價值觀。但是反過來說，如果青少年能在寬容、自由、快樂的情境中，接觸多樣化的團體，便能在真實的情境裏，從多元價值的探索中，獲得真正的自我認同。

學校是青少年主要的生活場域，學校也正是我們賴以傳承美好道德、文化精髓的地方，只要青少年能認同學校，他所內化的學校價值便能夠成為對抗外來不良影響的盾牌。但是，反過來說，青少年如果不能認同學校、老師，或同學，當然就潛藏著青少年認同學校以外的團體的危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教育，便會知道我們繼續讓學校在升學壓力下，進行分數至上的填鴨教育，失去的將不僅是學生的笑容，也會失去學生對學校的認同，乃至於學校對學生的實質影響力。

其次，青少年的思考能力尚未成熟，判斷能力仍在發展，因此，許多表面看來像是價值觀的問題，其實是思考太短路，判斷太粗糙的緣故。例如，有不少青少年為了表現加入團體的「誠意」，竟然「照規矩」到超商偷東西。再例如，許多少女禁不起對方說：「愛我就不要有保留。」輕易與異性發生親密行為。他們可能認同偷竊是不對的，可能了解感情與親密行為的差別，但是當他們面臨兩難的情境，卻常不免要得到不合理的草率結論。因此，重要的不是給予教條式的「誠實的美德」「自我克制的美德」，而是要讓青少年能夠思考「定下這條規矩的團體是什麼樣的團體？為什麼會定下這種規矩？」，能夠清楚「愛的方式有哪些？要求對方毫無保留的愛的人，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愛人？」

思考能力的培養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達成，系統性邏輯推理能力的訓練誠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也許是帶領青少年反覆作道德困境的推理演練，充實他們在做道德推論時所依賴的相關知識，以免他們在蒐尋可用的問題解決策略時，總是捉襟見肘，毫無迴旋的空間。

二、 行為並不直接反映價值觀，而是反映以價值觀為前提的思考歷程。因此以行為來標籤青少年，只會壓縮這些青少年在社會中的生存空間，讓青少年無法認同社會，使問題更惡化。

總之，這是一個急遽變動、價值多元的社會，今天的青少年身處的世界比任何一個年代的人都複雜。由於科技的介入生活與生產，制度的建立與僵化，個人的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逐漸泯失，也使得青少年在生活意義的認同與自我價值的肯定上，更見困難。然而，在這樣的時代裡，如果我們不重新切實反省我們給了下一代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教育，我們有什麼資格來論斷與慨嘆現代年輕人「價值觀偏頗」？畢竟，我們如何期待「貪婪之島」出現以道德自許的下一代？如何期待以「升學」壓縮思考空間的學校，培養出高瞻遠矚的青年人？捫心自省，我們期待青少年價值純正，卻給了他們什麼樣的社會示範、什麼樣的媒體教育（蕭育純，民87；蔡州宙，民87）？我們期待青少年成為獨立自主的人，又給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空間嗎？在教育過程裡，我們曾經努力幫助他們澄清價值，發現價值，以及判斷價值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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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Values: Problems of Value or Problems of Thinking

Wen-ying L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We have usually attempted to probe the possible antecedents of adolescents’ problems in value system. As a result, we stres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value and behavior. However,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adolescents are actually more social-oriented, altruistic, and idealistic than adults. Therefore, there is apparently a buffer agent between value and behavior.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ce period as well as cognitive development both contribute to inadequate expression of adequate value. Adolescence is a period in life forming identity and aut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interaction. Under this salient developmental task, either the structural deficit or the functional limitations of operational thought could lead to dramatic conclusion. A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interpret the tantrum of adolescents as the outcome of misguided reasoning rather than distorted value is thus postulated.

Key words: adolescent, value, thinking process

推文


 資料來源： 《心理學》 (第二版)
王震武、林文瑛、林烘煜、張郁雯、陳學志 合著 2008年 學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