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學的回顧與展望 / 林文瑛

概括而簡要地說，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於，探索學習環境的諸因子︰學制、學校、教師、教材、教具、教法、發展機會等等，以了解影響學生身心發展的環境機制，從而有助於教育方式的改善，教育效果的促進，並改正不當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的正常身心發展獲得保障。其中，常被忽略的是「學習環境中的政策因素」。由於西方研究傳統的影響，一般教育心理學研究者關心的，基本上是「教與學的歷程」，很少人注意到，教育政策的廣大影響，最終將反映到學生的身心發展上。譬如說，台灣行之有年的「分流教育政策」，以「定終身」的壓力，對學校氣氛、教學生態等等造成深遠的影響，最終均將反映到學生的身心發展上。

因此，教育心理學研究至少包含兩個主要的層次︰其一是，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去進行政策研究，以改善學校的運作環境；其二是，深入探討教與學的動態歷程，以改善教學效果。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檢視近數十年來台灣的教育心理學研究，將會發現，有兩個現象是十分明顯的。首先，它是偏頗的。學者們絕少關心政策的層面，以致於教育心理學的研究，表現出局部的、零碎的、技術取向的面貌，不能直探問題的根源。其次，研究者優於引進西方學者的觀念，探索西方學者感興趣的問題與變項，卻與台灣當前的教育實務與教育問題不相應。

持平而論，台灣的教育政策的形成並非全無相關的研究。只是，第一，這些研究通常是在政策大體成形之後才進行的，其主要目的在於為既定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即使偶有以「改善政策」為目的的研究，通常也侷限在技術層次的改進，無意於對政策的大方向進行嚴謹而深入的評估；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這些政策研究的過程中，教育心理學者基本上是缺席的。似乎教育心理學者的角色只是，在既定的框架下，為教育實務進行枝節的研究與改善。換句話說，教育心理學似乎只被期待教育技術的提供，而不是教育觀點；第三，即使在既定政策的框架下，教育心理學者似乎也很少體會到，他在整個政策運作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與功能。譬如說，在「常態編班」的既定政策下，為什麼校長與教師們甘冒受嚴厲處分的風險，繼續陽奉陰違? 顯然其中的心理機制亟待釐清，卻未見教育心理學者積極介入。

也許一般學者相信，教育政策基本上只與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有關，與心理學並沒有太大的關係。然而，所謂「政策的良窳」、「教育方法的優劣」等等，最終判準當然是「教育效果的好壞」，而常被忘記的是，所謂「教育效果」指的是，教育在學生身心發展上的影響。學生的身心發展最終自然會轉而影響社會的發展，然而，越過學生的身心發展，光從社會發展（乃至於更狹隘地，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談「教育效果」，卻不免本末倒置。

這件事涉及了「教育心理學者」與「教育學者」，在教育研究與政策形成上的相對位置。多年來，教育心理學者在教育政策的形成、檢討與評估上，相對的居於被忽視的地位，教育部基本上依賴的是教育學者，即連「資優教育」政策，也忽視心理學者在「人類心智能力」方面的專業知識，完全依賴「特殊教育學者」的獻策。其結果是，政策的評估向來缺乏「受教育者」的角度。舉例來說，執行數十年的「分流教育政策」，在教育學者的手上，看來就像「因材施教」的化身，然而，高度競爭對學生身心的影響、不顧發展速度上個別差異所造成的傷害、如何界定「材」、青春期是不是適合「量才」的年齡、怎樣的教育適合怎樣的「材」等等，這些問題卻不是教育學者所能回答的。不幸，這些問題也不是教育心理學者所曾試圖回答的。

筆者無意說，教育政策是今日唯一值得教育心理學者關心的研究課題。事實上，即使僅從校園實務來看，教育心理學者也正面臨空前的挑戰。舉例來說，目前社會上普遍認為，國中小的「德育」是失敗的，然而，它為什麼失敗? 在學童的整個「社會化」過程中，到底哪一個環節出問題? 從課程到教材再到教育方式，究竟什麼地方亟待改進? 這些都是等待教育心理學家回答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真正是正本清源的工作，遠比花數十億去執行「輔導工作六年發展計畫」，鬧得教育界人仰馬翻，還有益得多。同樣的，社會上普遍認為目前的國民教育是「智育掛帥」，卻又詬病當前的智育只是「填鴨式教育」，究竟教室裡的智育對學生的心智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實質影響? 其影響歷程與機制為何? 這些也是有待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來加以回答的。

最近，乘著教育改革的熱潮，國小英語教學成了熱門話題。然而，以英語為第二語的雙語教學，顯然十分不同於以台語、客語或原住民語為第二語的雙語教學。猶如美國西班牙語系背景的學童學法文，在學習歷程與困難度上是與學西班牙文十分不同的。基本上，雙語教學牽涉的不僅是語言、認知與社會行為發展，更關係到文化認同、價值形成。因此，多元文化下的美國經驗及其相關研究，對我們的國小英語教學可能沒有太大的啟示。倒是，我們自己在國中英語教學上的失敗經驗，較可能有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汲取教訓的地方。

這類事例顯示的是，由於台灣有台灣的特殊教育情境，有我們獨有的學校生態，也有我們自己的關鍵問題與關鍵變項，因此教育心理學家面臨的挑戰十分不同於我們北美洲或日本的同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和美國、日本的同行問同樣的問題，研究相同的變項，用類似的方法，關注類似的現象，對本地的教育實務而言，就不免有終隔一層，搔不到癢處的危險。且舉幾個典型的研究題目為例：「高中教師管理心態、學生內外控信念與學生學習習慣與態度關係之研究」、「國中與國小班級中影響學生社會行為與社會關係之相關因素之研究」、「我國國民中小學教師效能感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這些研究大多是以問卷與量表為主的相關研究，也許它們本身十分嚴謹，然而，就它們關心的變項（如內外控信念）、使用的概念架構（如「教師效能感」）、運用的研究方法而言，是否多少讓人不能確定，它們與當前的重要課題是否足夠貼切，研究結果是否足以成為教育實務上的有用知識。

事實上，我們需要用一種更宏觀、更整體的眼光，去看我們的教育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決定，哪些問題是我們應該優先問的，哪些現象應成為我們注意的焦點。課程、教材、師資培育方式、教師心態、教學方法、學習歷程等等，都是教育心理學上的有趣課題，然而我們還是需要決定，就當前環境而言，哪些是最關鍵，也因此是最引人注目的課題。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將教育心理學的研究，置於時代的脈動中、社會的脈絡裡看。譬如說，我們今天的校園暴力問題，其發展機制既可能與美國、日本不同，也可能與十年前相當不同，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恰當地回應時代與社會對我們提出的的問題，也才能為教育心理學找到一條寬廣的路為舊問題提供新觀點，而不是新的行為準則。

從展望未來的角度來看，台灣教育心理學界可以說是十分幸運的，因為，我們有各種各樣別人碰不到的課題，等著我們去探索，使我們有更多的機會發展出獨特的眼光，也讓我們有機會對人性、人的發展、心智的奧秘等等，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事實上，我們的處境正迫使我們從單純的「教與學」領域中掙脫出來，從而開始大大拓寬教育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然而，相對的，我們的難處在於，我們將會發現，研究上可資借鑒的前行研究或外國經驗不多，我們將會面臨從問問題到找答案的艱苦摸索歷程。我們是否能成功地開出一條植基於本土經驗的寬廣大路，自然全看我們是否全心投入。事實將會證明，這樣的投入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