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若夢，然而細品一生，可以雜揉多少悵恨、不甘在歡愉與絕望之間？總有人不免以懺悔的心情面對自己，尤其檢視了遺棄自我、縱欲肆恣的一生。英培安的《我與我的二三事》，正是以此為基調，發揮懺悔的藝術。

這部小說出版於2006年5月，是英培安的第四部小說。英培安長年寫作政論及詩歌，如今卻以小說在文壇開創新局。前一部小說《騷動》獲得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本書則獲選為《亞洲週刊》2006年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1]對於60年代即以現代詩聞名的詩壇老將而言，英培安在小說界的努力，著實令讀者驚喜與感佩。

更讓讀者動心的，是英培安對小說創作「探索」的新鮮感與趣味。英培安的每一部小說都刻意使用不同的敘事方式和結構，但是他亦清楚，「小說創作發展到現在，所有的敘述方式與結構，恐怕都給前人用盡了。」因此「很多時候，作家以為自己創新，內行的讀者，卻隨時都能從他的作品中追索到前輩的痕跡，甚至同輩的影響。」這是英培安在創新的努力之時同時保有的警覺，也是對自我的要求。他說：「小說創作，實際上是對小說這體裁的模仿。我不可能玩出什麼新花樣，只希望儘量不要重複自己，如此而已。」[2]此話亦不可只視為作者的自謙之詞。不重複自己是作家的自我鞭策，但是對讀者而言，新鮮感（陌生感）和熟悉感的交織，才能形成新奇有趣的閱讀文本。過於陌生則容易拒讀者於千里之外，太熟悉又引不起讀者的閱讀動機。作者和讀者之間有不同的期待和任務。

在小說創作上，英培安確實是充滿野心與企圖，希望在小說這門藝術上為自己開創新局面，挑戰自己，而且成果斐然。在《騷動》中，他把敘事的情節全然打散，從不同方向敘述故事，還讓作者與閱讀中的讀者對話、與小說中的角色對談，更讓小說人物離開情節和讀者交談。英培安雖然以挑戰自己為小說創新的起步，然而創作的目的卻投射向改變讀者的閱讀方式。他說他如此寫作的的目的是打斷讀者的閱讀歷程，顛覆讀者追讀情節的閱讀習慣，令讀者放慢閱讀速度，與小說情節保持距離，以促使讀者審視作者說故事的方法及對小說這文學體裁的詮釋，並感受創作的愉悅。[3]《騷動》也確實達成他預設的目標。這部由愛情、婚姻、外遇、性、政治、親情、離散等題材凝聚而成的小說，帶給讀者的閱讀趣味，與其說是故事情節，不如說是以敘述方式對原有閱讀習慣的挑戰。

以這個基礎來檢驗英培安的第四部小說《我與我的二三事》，才更能了解他如何在新的小說挑戰了自己。在這部小說中，英培安對於已經實驗成功的敘述手法不再眷戀，展開新的探索之路。他用來挑戰自己和改變讀者的是重新定義「我」和「我自己」。小說的主題歸結在懺悔的情緒，至於懺悔的原因就在於「我」背棄了「我自己」。

英培安將「我」和「我自己」拆開，「我」代表現實的、充滿欲望及惰性的自己；而「我自己」則是理性的、理想的、道德的自己。

如果在此篇色調沈重而憂傷的小說中仔細尋找，仍然可以見到英培安式的幽默，如夜空中不不期而遇的流星。這些幽默的形態主要為「雙關語」。

「雙關語」的趣味是依據小說特殊的筆法而來。一般人用「我自己」或「自己」詞語時，就是指「我」，多半用來強調「沒有別人，只是我一個人」。但本書將「我」與「我自己」分為兩截，成為獨特的用語。讀者必須努力想像「我自己」存在的獨立性，這樣的想法著實違反了常人對「我自己」或「自己」詞語的認知和使用習慣。小說中「自己」的雙關語，多半是常人使用「自己」一詞時所想到的，與主人翁國輝的所想的不是同一件事。例如當年媽媽在天井洗衣服沒空陪年幼的國輝玩，每次國輝纏著媽媽，她總是說：「我沒空，你和自己玩。」這是一句很普通常見的話，許多家長都曾經如此說過，本義應該很單純的只是指「我沒空，你一個人玩。」但在小說中，英培安將之轉化成媽媽要國輝和「他自己」玩，所以「我只好和我自己玩了」（頁11）又如，媽媽說：「是你自己要讀華校的。」國輝卻不相信讀華校真是「自己」的意見。（頁25）又如，求學期間雖然成績不好，同學們卻公認他學問不錯，因為常有「自己」的見解，還得到好幾位老的贊賞。（頁43）又如，第一任妻子潔儀和他吵架時，好幾次就這樣罵他：「也不照一照鏡子，看看自己是什麼樣子。」他非常生氣，不是因為認為她諷刺他老或醜，而是他實在不願意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樣子。[4]（頁102）這種雙關語的使用，造成讀者的莞爾，也強化我和「自己」各自獨立存在的形象。

然而「我」和「自己」並存的情形，在小說中並非主人翁國輝獨有。只是每個人的「自己」的作用似乎並不雷同。

國輝的媽媽也有一個「自己」。國輝說：「媽媽談起爸爸時，好像在和自己講話。媽媽也有一個自己，像我一樣，寂寞的時候她大概也和自己講話罷。」國輝小時候，媽媽在天井洗衣服，國輝在她身邊與「自己」玩，也聽到媽媽和她的「自己」談家裡的事。（頁179）

志強是國輝報館裡的同事，後來離開新聞工作，成立了家華文書店。五十多歲的志強，在世俗的眼光裡算是個失敗的人，但是他似乎活的從容自在、心安理得。國輝深信志強一直和他的「自己」在一起，因為「只有和自己相處得很好的人，才能那麼自在從容。」（頁148）國輝的兒子文彬則相反，他不願意國輝和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文彬的媽媽）連絡，還質問說：「你有別的女人了，還找媽媽幹什麼？」國輝感覺文彬對父母的態度並不像是一個「和自己」在一起的人，所以疑心文彬早已失去了自己。（頁184）

書中當然還有其他有「自己」的人，而且許多人都會和「自己」說話。我們千萬別以為和「自己」說話的人是瘋子，他們不僅不是瘋子，而且可能是舉足輕重的人，說不定就是國家的領導人或大公司的總裁。（頁201）例如沙斯（SARS）過後在小販中心國輝就遇見了兩位與「自己」說話的人。一位是男人，全神貫注與「自己」說話，眼睛注視著前方，彷彿那裏站著一個人，他滔滔不絕地和一個我們看不見的人說話，國輝知道，那個人就是他「自己」。他的表情非常豐富，時而激動高昂，時而冷靜溫文，有時陰陰冷笑，有時哈哈大笑。看來他並不是和自己爭辯，而是和自己站在同一條陣線上。（頁200）另一個和自己說話的人是個女人，面容憔悴，經常在晩上八、九點出現，推著小行李，站在公共電話旁說話，一說就是半天。她完全沈溺在與自己的談話中，雖然一臉愁苦，但卻同時也泛著滿足的微笑。可見擁有「自己」，能和「自己」交談，並不是主人翁國輝獨有的特異心理狀態，而是普遍的常態。

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引人注意的是將「我自己」當成一個近乎活生生的「另一個人」[5]，「我自己」有人格、有思想、有愛情、有憤怒、有理想、有道德，甚至有缺點。我與「我自己」的關係彷佛是一對無割斷的連體兄弟，他們從小一起成長，後來痛苦地分手了，最後他不斷尋找「自己」，渴望重逢。這種看似荒謬的描寫很能刺激讀者的想像。然而一旦閱讀到第二部（共三部），就會發覺原來小說表面的滑稽突梯，是想烘托、塑造出深濃哀傷的懺悔心情。小說感人處就在遺棄「自己」的人的懺悔告白。以下即說明小說如何以「遺棄自己」表現這樣一位新加坡儒商的懺悔心路。

「我」和「我自己」是什麼關係？英培安在小說開頭，用類似傳統小說「楔子」的型式，統括暗示全書中我與我自己的關係。在這段故事裏，一個人在地鐵站月臺等車，當地鐵即將進站，廣播聲響起，提醒候車乘客為了「您自己」的安全，請站在黃線的後面。此人低頭一看，原來自己站的地方竟是黃線的前面。他想把腳縮回到黃線後面，但是腳卻不聽使喚，而且逐漸滑向月臺邊緣。於是當廣播不斷提醒他為了「您自己」的安全，請退回黃線後面時，他的腳卻不斷往前滑，一直滑到月臺邊，眼看即將掉進鐵軌裡。[6]

這段小故事表現出這個人處於「自己無法掌控自己」的危險境地。「他自己」明知眼前的嚴重危機，而「他」卻不斷使「他」和「他自己」陷入險境，不管旁人的警告與「自己」的焦急。如果一個人真的可以分為兩種身分，一是現實的自己，稱為「我」；一是理性的自己，稱為「自己」或「我自己」。現實的自己的想法做法常常使這個人陷入險境，即使理性的自己和旁人已查覺危險，並努力警告，也改變不了這個人步入危機的命運。這種令人驚心的無奈，就是一個背棄自己的寫照。當這個人在危難中苦不堪言，驀然想起他背棄的理性的自己，心中的悵恨即是這部小說懺悔的來源。

英培安在小說中藉由新加坡「儒商」國輝從小至年老一生的故事，敘述我和「我自己」的分合關係，小時候我和我自己一起成長，直到有一天我和我自己的爭執一發不可收拾，於是我自己離開了我。我就可以完全滿足我的現實欲求，盡情追逐利、名與漁色生活。然而時運不濟，終究生意還是失敗了，妻子、兒子離開了，年紀老了，身體衰弱不堪了，我只好在懺悔中追懷「我自己」，尋找「我自己」。這部小說，可以稱為「新加坡儒商的懺悔錄」或「遺棄自己的人的懺悔告白」。

然而什麼是「我自己」？英培安在小說中以近似自傳形式的時間順序，敘述「我自己」的面貌以及「我自己」與「我」的分合關係。

什麼是「我自己」？「我自己說他是我的靈魂，我的精神，沒錯，他活在我形而上的世界」（頁44）。但是我（國輝）與「我自己」（也就是國輝的「自己」）的關係，卻不是固定不變的。從學語期、兒童期、少年期至近四十歲趕走「自己」之前，國輝與「自己」的關係，由相互依存到相互排斥，終於分道揚鑣。

「自己」是國輝從小一起長大的伴侶，從小國輝與「自己」形影不離（頁2）[7]。對於國輝這個「我」而言，幾乎是自有記憶以來即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他的存在。但是，我記得很清楚，我呀呀學語的時候，是先和自己說話的。」（頁5）從學語到兒童期，我自己和我的關係更加密切，「我是獨生子，家裡沒有玩伴，我自己便是我唯一的玩伴」（頁5）。國輝對「我自己」說：「小的時候，你對我多麼重要，因為你在我身邊，我不僅不會孤獨，也比其他的孩子勇敢堅強。」一個有「我自己」陪伴的人，就不會孤獨，而且我與「我自己」更會互相照顧（頁15）最佳的例子就是第一天上小學的情形，當他與一群孩子坐在一間課堂裡上課，對他來說是一種新的經驗，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多少有點抗拒與懼，但是因為有「自己」的作伴，還不至於像其他幾個孩子，竟在課堂裡哭了起來。（頁13）那時候的國輝和他「自己」是意見一致，從不爭執。（頁15）他「自己」還會發明各種遊戲，在遊戲虛構的世界裡，不論敵人多險惡，他與「自己」都戰無不勝，國輝認為這都應歸功於「自己」。他對「自己」也是充滿懷敬佩，所以對「自己」說：「你足智多謀，膽識過人。」（頁16）

到了少年時期，國輝面對「自己」的時間，比同年少年伙伴多，因此略顯孤癖，他「自己」就是他成長中的密友。他「自己」告訴他對未來的憧憬與夢想，他也向「自己」傾訴心聲，與「自己」分享成長的苦悶、對性的好奇、對女同學的愛慕。雖然他與他「自己」幾乎是無所不談，但是他也開始渴望除了自己之外也能找到其他可以傾訴心聲的對象，尤其是異性。也因此他與「自己」開始有了距離，甚至鴻溝，而且這鴻溝日益擴大，成為未來他與他「自己」割裂的開頭，也是懺悔的根本原因。（頁18）

少年時期「自己」以「導師」的姿態出現，並希望國輝在生活中實踐「他自己」的導德觀與理想。如果「自己」認為國輝的某些行為不當，就會嚴厲譴責，使國輝十分苦惱。為了怕對不起「自己」，國輝也克制許多原本躍躍欲試的事。於是少年時期的「自己」扮演了國輝的「良心」、「道德導師」的角色。

因為「自己」的堅持，國輝就讀「中文系」，而且不肯花時間練習英文。儘管在當時當地，「英文不好會到處吃虧」，「華人用華文講華語，雖然既合情又合理，卻是失敗者的象徵」。（頁27）華校生「在這個社會上是第二等人」（頁28）但是在「自己」的影響下，國輝還是選擇了中文系。也因為就讀中文系，所以「自己」的「骨子裡還有點腐朽的書生氣。大概是《論語》《孟子》讀多了，生活態度變得日益嚴肅古板，越越像我的導師，甚至像監護人。」（頁30）不但如此，「自己」志願是擔任老師，要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知識分子，（頁59）一直到國輝從事新聞工作，「自己」仍自認為是國輝的良知，防不勝防的出現在國輝的辦公桌前。「自己」的道德意識，總是令國輝深感羞愧。（頁170）

在國輝心中，「自己」還有另一面，就是接近於缺點的一些特質。在趕走「自己」之後，國輝對「自己」十分厭惡，認為他是「自己」的道德暴政下的受害者。而這種心情累積甚久，之前當他急著擺脫「自己」時，「自己」在國輝的心中，簡直就像個魔鬼。他說：

當然，說他是魔鬼，是言重了，他可是藏在我身體裡面的一頭怪獸，而這頭怪獸還老提醒我，他不但能替我解決問題，而且是我生活的規範，是善的準則。但從適應生活的角度來看，他非但不能替我解決問題，而且老替我製造麻煩。他根本不能作為我生活的模範，他非但不能算完善，而且充滿缺點。（頁41）

「自己」並不完善，也有很多缺點。比方因為不善計算，以致於影響國輝的數學表現。每道數學習題，國輝幾乎都要三遍以上，因為「我」計算一遍，「我自己」又計算一遍，通常都會得出不同的答案。結果只好由「我」再計算一遍。費時誤事，可想而知。（頁41）還有生活上的實際事務，「自己」都顯得馬虎含糊。例如，買東西時從不仔細檢查東西的好壞；找回來的零錢，看也不看就塞進袋子裡，過後才發現對方少找了錢，後悔不及。此外，不考慮身在何處，隨時隨地和國輝交談，尤其在公眾場所，甚至考試時也和國輝講話。（頁42）「自己」個性孤癖，自鳴清高，不喜歡交際，又老愛鑽牛角尖，對一個問題或一件事物窮不捨。這些都成為「自己」的缺點。

但是「自己」給國輝惹出的最大麻煩是愛上女同事。當時國輝看上的是一位美艷女同事康妮，「自己」卻愛上了另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已婚同事美蘭。「自己」（當然和國輝一起）每天下午與美蘭吃飯，並且展露古典文學知識。美蘭被「自己」的學問和才情迷住了，他們在一次次的晚餐、散步和談話中逐漸發展出純精神的愛情，直到美蘭的丈夫到報館興師問罪。此時「自己」卻躲起來了，只好由國輝出面解決這件麻煩。從此「自己」變了，變很十分頹喪、煩躁，不斷抽菸，甚至動不動就向「我」挑釁、大發脾氣、暴跳如雷。國輝的「我」與「自己」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互相謾罵時使用的語言也越來越尖刻，幾乎要把「對方」的自尊傷害到鮮血淋漓為止。（頁79）當「我」與「自己」如此相互傷害，不分手也不行了。

國輝在接近四十歲時和「自己」分手了，並且得意的說：「對拋棄自己來說，我四十而不惑。」（頁41）拋棄自己所需要的強烈力道，但卻是長時期累積而成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欲望和道德的衝突。國輝自承：「我和我自己的矛盾與鬥爭，歸根結底，可以說是他對他的品格太過關注的緣故。因為他所關心的品格，往往與我的欲望與好奇衝突。而他又那麼地固執、敏感、脆弱，那麼容易受傷害，我的好奇心與欲望，也就因此全壓下來了。」（頁19）「自己」的孤癖與內向，使國輝幾乎不參加學校內外的團體活動，而國輝「我」的現實考量（他自稱為「思想實際」）幫助他遠離學運是非圈，順利完成學業，並在報館找到工作。南大中文系畢業時，「自己」的志願是當老師，但是「我」以現實利益的理由反對了。雖然從少年時期開始，國輝和「自己」在思想上就有分歧了，但是當時大多仍以「自己」的意見為主。脫離青少年之後，「我」的個性越來越強，不像以前那樣容易被「自己」說服了。

到了成年，衝突越發明顯，尤其在報館做事時，他和「自己」的矛盾更加尖銳。開始的時候只是爭辯，後來不斷激烈爭吵。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想擺脫「自己」的控制和操縱。只要他覺得做了什麼可能會觸怒「自己」的事，就設法躲開、避開「自己」的譴責，而「自己」總是緊緊地抓住「我」，糾纏不放。那時「我」的個性尚未成形，雖然竭力想躲開「自己」，但是仍捨不得與「自己」分離，有時「自己」稍微離開一陣子，「我」即覺得心慌恐懼、惶惑不安，希望「自己」儘快回來。於是「自己」很快回來了，「我」又安心了，繼續讓「自己」的價值觀指導、操縱、支配、折磨。所以別人常覺得國輝的情緒反反覆覆，時而亢奮、激動，時而消極、萎靡。

問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的那些不實際的道德守則越加嚴峻，把國輝折騰的簡直喘不過氣，而對「自己」成為國輝最痛苦的問題。於是到了將近四十歲，他終於忍受不住拋棄了「自己」。（頁41）

一個人怎麼可能擺脫自己？心理醫生提供國輝甩掉自己的理論根據。「現代人一長大，自己就不存在了，你還有個自己，所以才會衝突。」醫生認真地對他說：「唯一解決的辨法就是甩掉自己。」醫生還說快四十歲的現代人如果還離不開自己，就是戀己意結，是一種病態。「正常的人過了三十，便甩掉他自己了，四十歲還需要自己，是拒絕長大。」更有趣的是引用《論語》解釋說：「三十而立。你快四十了還依賴自己，怎麼立？」（頁82）在醫生理論的鼓舞下，國輝終於在與「自己」狠狠大吵一頓之後分手。

與「自己」分手後的國輝事業一帆風順，生活也比以前富裕。他可以自由地實踐他的欲望。他花了不少心思改造臉孔與言行舉止，揣摩別人的需要，以討好別人。他的形象也從此煥然一新，與以前相比，完全判若兩人。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充分發揮攫取的才華，爭取到更高的地位，更多的金錢和女人。後來他離開報館，經營事業，成為多個文化機構的主席或顧問，人們稱他為「儒商」。他建立了新的道德觀和良知，取代「自己」的良知。這段時期，他覺得不需要「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德高望重」的人。殊不知這正是悲哀的開端。

「自己」離開後，國輝完全被虛榮和欲望控制了。沒有「自己」的譴責，遇到什麼錯誤，「我」只會指責別人，完全看不到「我」的錯誤與弱點。於是自大、虛榮與欲望把「我」毁了。失去「自己」的國輝，十分自私，連家人也不關心，他說：

對家人的認識，我可以說不比一個外人多，可能更少。他們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我在旅途中遇見的陌生人，我只關心我自己[8]要走的路，目的地在那裡？到了目的地後會得到什麼？對我身邊的人，即使和我同行的人，他們幫過我什麼？為我做過什麼？我不聞不問；他們想什麼？有什麼感覺和需要？我更不漠不關心。（頁147）

只有欲望與虛榮的「我」，沒有「自己」，更不關心別人。到了晚年，身敗名裂後，國輝終於清楚他一直活在「我」的世界，只關心「我」擁有的名利、榮譽，執著於「我」的欲望、享受、愛恨，從不關心別人的生活、苦樂、感覺。

甩掉「自己」後，連父母不關心。他媽媽去世時，國輝沒有在她身邊，「自己」非常內疚，但那時仍與「自己」在一起，所以他對著靈柩嚎啕大哭。等到他爸爸去世時，他也不在他爸爸身邊，但此時已經甩掉「自己」了，竟一點哀傷也沒有，甚至因為不必掛念著要到療養院看他而鬆了一口氣。（頁218）

甩掉「自己」確實帶給國輝一段時間的自由，尤其是放縱欲望、自私自利的自由，然而隨著生意失敗，健康走下坡，國輝在妻離子散、孤苦伶仃之中才又重新懷念「自己」，後悔遺棄了「自己」。

儘管作者時而玩弄我與「自己」的語言迷霧，但是這些小小的俏皮，委實改變不了小說悲傷悔恨的主旋律。尤其到了第二部的中段，文章的步調已十分明確，當初剛遺棄「自己」時的放縱與歡愉，已因為事業與婚姻失敗而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心情頹喪、健康與精神狀態走下坡。尋找「自己」，向「自己」懺悔，便成為不得不然的發展。

國輝一開始懷念「自己」實在因為生活不如意，懷疑第二任妻子不忠。（135）隨著不幸的增加，也增強了對遺棄「自己」的悔意。金融風暴後，他的生意像骨牌那樣嘩啦嘩啦地垮了，住的洋房被銀行沒收，汽車被拖走，老婆跑了，除了一屁股債和一身病痛，什麼也沒有了。他要面對的不僅是貧與病，還有屈辱。為此他曾有尋死的念頭，但他沒有勇氣自殺。他知道他是「拋棄了自己才落得這步田地的」。（頁205）

當年追逐欲望時多麼得意揚揚，到六十多歲時終於發現：「我很清楚，我現在落得這個地步，是我的欲望造成的，它不但沒有為我創造甚麼，而且把我燒得遍體鱗傷。」（頁154）事業失敗的國輝只能孤獨的住在兒子文彬為他負擔的組屋裡自怨自艾，他說：「我糟踏自己還不夠嗎？為什麼還要糟蹋別人？」（頁192）

故事最後，國輝中風成了植物人，分不清真實與虛幻，聽不懂別人的言語，看不清眼前的事物。在不斷跳躍的思緒裡，唯一不變的是向「自己」懺悔，為他所背叛的每一個人而懺悔。他告訴「自己」，這些日子他聽不懂人們說什麼，也沒有人聽懂他說什麼，心中充滿孤獨。他像個向母親訴苦的孩子，對「自己」說：「你回來真好，我現在只能和你談話了，只有你才了解我說的話。」又說：「我真後悔把你趕走。」（頁242）然後又很滿足的說：「我活得像我自己，這就夠了。」（頁246）

如果要以讀者的身分評論這部小說的缺點，就是故事的高潮，也就是我與自己的重逢，未必能吸引讀者的期待。但是一旦進入了第三部，國輝的悔恨已是不可避免的。令讀者感興趣的，早已不是故事將如何發展，而是沈鬱感人的懺悔情緒。在結尾懺悔中，大量描寫親情、友情、死亡、生命的無力感，十分沈重而哀傷，表現出面臨年老與死亡時的恐慌。彷彿作者花費大量筆墨所要烘托舖排的，就是最後懺悔。

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位新加坡儒商的懺悔錄？他自童年成長至求學、工作，無一不是在「自己」的陪伴、指引與督促下走過。在「自己」的影響下，成就了他的基本人格與能力，同時也限制了他的發展方向。年近四十之時，他與「自己」分手了，「獨自」走向人生的另個階段。這個在欲望前導下，追求利益、名位的階段，因為肆無忌憚，所以功成名就。

同樣的懺悔，我們不必以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相比附，雖然奧古斯丁也曾因放縱愛慾而懺悔，他說：「愛與被愛是我內心的慾求，如果進一步能享受所愛的肉體，那對我更是甜蜜了。我用肉慾的垢穢玷汙了友誼的清泉，把情欲的陰霾掩蓋了友誼的光輝。」[9]又第十卷第30章為〈懺悔受到情慾的誘惑〉，其中說道：「幻象對我的靈魂與肉體，還起著如此作用：我醒時所不為的事情，在夢中卻被幻象所顛倒。主，我的上帝，是否這時的我是另一個我？為何在我入夢到醒覺的須臾之間，使我判若兩人？」[10]似乎同樣困惑於「兩個我」的交戰。但是奧古斯丁懺悔的本質是宗教式的，是將自己全然交付上帝的懺悔。所以他說：

主，不論我怎樣，我完全呈露在你的面前。我已經說過我懺悔的目的。這懺悔不用肉體的言語聲息，而用你聽得出的心靈的言語和思想的聲音。如果我是壞的，那麼我就懺悔我對自身的厭惡；如果我是好的，那麼我只歸功於你，不歸功於自己。[11]

這種懺悔是無法掩飾的將自己完全呈露在上帝之前，要懺悔的是對自身所知的一切，也要懺悔自己所不知的種種[12]。人在上帝之前，感到無所遁形，無所隱藏，是無條件、甚至無須理由的懺悔，與《我與我的二三事》中國輝向「自己」懺悔的情形並不相同。

但是我們不得不聯想到盧騷的《懺悔錄》。英培安曾於1999年寫過一篇〈我和盧梭有個約會〉[13]，文中他代盧騷的口說：「是的，這是我最後悔的一件事。當時我沒有勇氣認罪，還冤枉了她，其實，我是很愛她的。我正打算寫一部懺悔錄，我會在懺悔錄裏解釋這件事。我會毫無保留地寫下我許多下流的行為。但，我也要讓人們知道，人的天性本來是善良的，不平等造成的環境，把人變壞了。」盧騷所說的後悔的事，是指嫁禍誣陷廚娘瑪麗的事。他在《懺悔錄》中說：「這件往事常有如夢魘似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恍惚中見到那個可憐的小姑娘來數說我的罪狀，其情其景猶如昨日才發生一般。當我平常心境寧靜時還不覺得怎麼嚴重，一到顛沛多難時，那種罪惡感便會更加深我的痛苦。」[14]可見此事對他影響之深。他因此說到撰寫《懺悔錄》的目的說：「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在懺悔中不斷地譴責自己，而這種良心上的折磨迄今仍未稍減，我想我之所以要寫這本《懺悔錄》，主要是為了昔日的罪過聊作贖償吧。」[15]

但是贖償只是盧騷一生的小插曲，雖然他一生無視道德約束，處處留情，但是總不斷努力予以合理化解釋。因此《懺悔錄》表面上似乎充滿贖償的悔意，其實是為自己的行為開脫。盧騷說他寫作這本《懺悔錄》是前人未曾做過，以後也無人會做的大事，「其目的是將一個人赤裸裸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而這個人就是我。」[16]而在書的結尾，他竟然大膽的宣稱：「無論是誰，即連沒有讀過我的著作的人在內，倘若於親眼觀察過我的性情、我的操守、我的志趣、我的好尚和我的行為之後，竟還肯定我是一個卑鄙齷齪的小人的話，則這個人就罪該萬死才對。」[17]可見不論他在書中如何表示懺悔、贖罪，全書的最後目的是為自己洗清汙名，為自己的清白辯解。這點則是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與盧騷《懺悔錄》最大不同處。

《我與我的二三事》中是面對自己的懺悔，無關乎上帝，也不是向世人澄清。所以不同於奧古斯丁，也有別於盧騷。但是盧騷的一句話倒是可以做為《我與我的二三事》的註腳，盧騷說：「悔恨，在處順境時匿跡，在處逆境時現身。」[18]《我與我的二三事中》國輝的懺悔，也是建立在生意失敗、經濟破產、妻離子散、疾病纏身、無依無靠的逆境之上。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質疑：如何國輝沒遇見金融風暴，事業依然成功，身體尚稱健朗，家庭並未破碎，依舊是享譽媒體的「新加坡儒商」，他還會召喚「自己」、渴望和「自己」重逢嗎？還會對追求慾望感到後悔嗎？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人能回答，恐怕即使作者英培安亦然。但是國輝因為身處逆境才心生後悔，卻減損了小說的道德說服力，尤其對於尚在順境的人來說，懺悔似乎是遙遠以後的事。

[1] 十部小說分別是：（一）李銳的《太平風物》（中國）、（二）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美國）、（三）胡發雲的《如焉》（中國）、（四）蘇偉貞的《時光隊伍》（台灣）、（五）余華的《兄弟》（中國）、（六）蘇童的《碧奴》（中國）、（七）莫言的《生死疲勞》（中國）、（八）安妮寶貝的《蓮花》（中國）、（九）英培安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新加坡）和（十）張大春的《戰夏陽》（台灣）。

[2] 英培安〈關於騷動〉，《騷動》（台北：爾雅，民91年），序頁2。

[3] 英培安〈關於騷動〉，序頁3。

[4] 小說裡鏡子是「我」看見「自己」的主要媒介，英培安運用鏡子使「我」不僅可以和「自己」交談，也可以看見「自己」。只要他在的地方有一面鏡，「自己」就有辨法從鏡子裡走出來。見頁101。又例如頁84、133、156亦均使用鏡子的意象。

[5] 英培安在《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第二部寫出「我」問「自己」是不是「榮格所說的第二號人格？」（《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87）似乎暗示他的小說借用了榮格一號人格與二號人格的理論。然而小說中的「我」和「自己」的關係與榮格的「一號人格」與「二號人格」並不完全相同。更重要的是英培安在小說中將「我」與「自己」拉開至最遠距離，描寫獨立自主行蹤飄忽的「自己」，是以文學而非心理學理論處理我與自我的關係。儘管小說的敘述未必能歸納出完整的理論或系統，但是在生動而深刻的文字描繪當中，反而更能探觸到自我的存在核心，更清晰形塑出自我的生命歷程。因此本文並不打算循心理學途徑剖析這部小說，而是以細讀的方式拼寫出「自己」與「懺悔」間細微而複雜的關聯。

[6] 見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1。

[7] 指出自英培安《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書中的頁碼，下同。

[8] 這裡的「我自己」其實是「我」，當屬作者筆誤。

[9] （非）奧古斯丁著，徐玉芹譯，《懺悔錄》（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頁59。

[10] 同前註，頁259。

[11] 同前註，頁203。當中「你」字當改為「示」部，然電腦中無此字體，故權以「你」字代。

[12] 同前註，頁234。

[13] 1999年5月16日《聯合早報》。

[14] （法）盧騷著，余鴻榮譯，《盧騷懺悔錄》，頁106。

[15] 同前註。

[16] （法）盧騷著，余鴻榮譯，《盧騷懺悔錄》（台北：志文，2005），頁26。

[17] 同前註，頁454。

[18] 同前註，頁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