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林語堂
林語堂自稱是「有東方精神也有西方精神的人」。他是少見深刻了解中國又能以優美英文風靡美國的中國人；是難得肯面對中國民族性的優、缺點，不避諱批評中國是根本敗類民族，卻又有意願、有能力為中國辯解的中國人；是罕見真切明白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之所好，在投其所好時又能維持民族風骨的中國人。最足以代表上述這些複雜特色的著作，就是《生活的藝術》一書。
「夜必足眠，眠足則翌晨坐在明窗淨几，一面抽煙，一面飲茗。清風徐來，鼻子裡嗅嗅兩下，胸部軒動，精神煥發，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唸出來，叫書記打出初稿，倒也是一種快樂。」這是林語堂創作《生活的藝術》的景象，十分閒適而快意。
然而這種肯適和快意，卻不是林語堂面對中國的一貫態度。林語堂對中國強烈的憂慮與期許，使他難以保持冷靜超然。他說：「我在談論我祖國的政治上，絕不冷漠，裝出一副無關的樣子。也不會使乖巧。」因此林語堂能以閒適快意的心情撰寫《生活的藝術》，以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人文，實乃經過相當曲折的演變歷程。且從一九二五年談起。
一、精神歐化
毫無疑問的，林語堂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但是熱愛二字並無法清楚表現林語堂對中國的複雜情感與期待。例如林語堂曾大罵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一九二五年他在〈給玄同先生的信〉中的說法，很足以代表此時期的心情。他說：「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本改造之必要。」[aa1]林語堂覺得，當時阻礙國事或教育進步的最大魔障，是一種頹喪習氣之空氣，而在此空氣內一切維新都可變出唱戲式的笑話。這種空氣是當時中國政象混亂的根源，表現在國民性上，則「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總而言之，即「老大帝國國民癖氣」[aa2]。因此林語堂深覺今日中國人為敗類，而有復興精神之必要。而為了復興精神以針砭中國民族昏憒、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林語堂提出了六項對治良方。即（一）非中庸。（二）非樂天知命。（三）不讓主義。（四）不悲觀。（五）不怕洋習氣。（六）必談政治。他以此六項為復興民族精神的根本方法。
非中庸一項，林語堂自注曰：「即反對『永不生氣』也。」非樂天知命，則注曰：「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一口，我必還敬他一口。」不讓主義又注曰：「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于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耡耙衝打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為之也。」[aa3]此三項都是針對中國人和稀泥的鄉愿作風。所以他認為「中庸哲學即中國人惰性之結晶，中庸即無主義之別名，所謂樂天知命亦無異不願奮鬥之通稱」。[aa4]後來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也曾打過比方說明中國人中庸之道的荒謬，大意是說，如果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意，不知道該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或牛津大學。很可能最後決定把兒子送進伯明漢。如此一來，那兒子從倫敦出發，到了白萊卻萊時，既不東轉向劍橋，又不西轉向牛津，卻是筆直地朝北往伯明漢而去。「他恰恰實行了中庸之道」。這一條往伯明漢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劍橋，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林語堂並說：「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盤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內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焰之威嚇了。」[aa5]這段話指出中國人中庸之道的一貫作風，是寧可放棄原則，也不願得罪別人。這種鄉愿式的中庸之道，注重維持表面和諧，避免與人當面衝突，表面上是愛和平，實則「中國之不長進亦係坐此酷愛和平之故」。問題是這樣的表面和諧，不論是以樂天知命或忍耐謙讓等說法自我安慰，其結果卻只能用以欺騙自己。林語堂說：「在公私利害衝突時誰也不肯得罪誰，於是乃演成今日永遠愛和平而永遠不能和平之現象」（《翦拂集》）[aa6]。於是談起國事，不能不以悲觀作結。林語堂則主張積極進取，他說：「生活就是奮鬥，靜默決不是好現象，和平更應受我們的咒詛。」積極奮鬥的精神，可視為林語堂此階段重要人生觀。
1923年徐志摩、胡適等人在北京成立文學社團新月社。新月社初期曾立下「不談政治」的原則。林語堂對此深不以為然，他認為「所謂政治，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發起此社時規定「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啤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他不但反對「勿談政治主義」，主張應積極提倡談政治，並且說出談政治的重要：
凡健全的國民不可不談政治，紡健全的國民都有談政治的天職，我們必須明白所謂勿談政治，實只是中國民族已成敗類的一個象徵，勿談政治是中國民族病態的著現，即中國民族普通惰性的表見，並沒有什麼精深的學理。……此種遇事畏葸，消積，苟且偷安的態度，是否東方文明的特色，我們很可以仔細考量一下。
至於「不怕洋習氣」一項，林語堂自己注釋曰：「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鏡、送訃聞，亦當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在此林語堂的注解只提及摒棄一面，並未闡釋何謂洋習氣？何以要不怕洋習氣？然而「歐化」實為林語堂治療中國民族痼疾的最重要藥方。當他在民國十五年檢討前三十年來中國的發展史說：「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為『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憒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憒、卑怯、頹喪、傲惰之民族而已。」所以要對症下藥，治療中國人頹喪不振之氣，只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
林語堂鼓吹中國及中國人之歐化，並舉出孫中山為典範。故稱孫中山「非中國人」，乃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的中國人。他並且語重心長地說：「弟本來以為民國通共有一位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為兜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有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孫中山何以是七分洋鬼子？林語堂在紀念孫中山的〈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的一文中，引述孫中山說自己性急的話，說此語最足以表現孫中山的性格，並且表現其與普通中國人「性癖」的不同，因為性急為中國人所惡，而孫中山之與眾不同，正在這「性」字之上。林語堂的用意，是藉性急以對治中國人之惰性、不願奮鬥。亦即雖提倡歐化，實則並未詳細說明歐化之內涵。歐化只是一種象徵，凡去除中國固有惡習者，皆名為歐化。
公然批評自己的民族是根本敗類、主張中國唯一偉人是三分中人七分洋鬼子的說法，儘管林語堂說來不改詼諧本色，但亦難掩其沈痛與憂心。以下這段話，最能代表林語堂提倡歐化的苦心：
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國人，是指孫中山先生不像現代的中國人。至於孫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將來的中國人，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問題。果使孫中山是像將來的中國人，那末我們也可不必為將來的中國担憂了。要使孫中山像將來的中國人，換言之，要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是看我們能不能現代激成一個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復興」運動。
二、面對西方
林語堂痛罵中國人，提倡歐化，是基於對中國當時處境的憂心與焦慮。然而當他向西方人介紹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時，態度卻有極大不同。例如一九三二年曾在英國牛津大學以〈中國文化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此篇演說稿翻譯成中文時，林語堂特地寫一段前言，說明他面對西方人介紹中國時心中複雜的情緒。他說：「東方文明，余素抨擊最烈，至今仍主張非根本改革國民懦弱萎頓之根性，優柔寡斷之風度，敷衍逶迤之哲學，而易以西方勵進奮鬥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國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擊一變而為宣傳，宛然以我國之榮辱為個人之榮辱，處處願為此東亞病夫作辯護，幾淪為通常外交隨員，事後思之，不覺一笑。」林語堂的這一笑，道盡微妙的心情糾葛，一方面不自覺以國家的榮辱為個人的榮辱，不得不變換一貫的抨擊中國的立場，改為宣傳辯護；另一方面又不願長久以來批判中國文明的立場遭誤解。因此他強調東方文明、東方哲學、東方藝術本有極優異之點，但是這種美是只能遠觀的美。他將東方文明比喻為「東方美人」，說東方美人，「固一麻子也，遠視固體態苗條，近覩則百孔千瘡」。然而林語堂最關心的，仍是中國人能否針對自己民族的弱點奮起改革。於是他呼籲「讀者就中國文化之弱點著想，毋徒以東方文明之繼述者自負，中國始有可為焉」。
林語堂在這場演講中確實給予中國文化十分善巧的贊許。他說中國民族是最近人情的民族，中國文化是以人情為前題的文化。近一步說，中國民族之特徵，在於執中，不在偏倚，在於近人之常情，不在於玄虛理想。至於中國民族的優劣點，林語堂也分別列出如下：
劣：政治之貪污、社會紀律之缺乏、科學工業之落後、思想與生活方面留存極幼稚野蠻的痕跡、缺乏團體組織治事的本領、好敷衍不澈底之根性。
優：歷史悠久繼長、文化的一統、美術的發達（尤其是詩詞、書畫、建築、磁器）、種族上生機之強壯、耐勞、幽默、聰明、對文士之尊重、熱烈的愛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親誼、對人生目的比較確切的認識。
中立：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實際主義。
林語堂歸結中國民族的特性為並陰性、靜的、消極的，適宜一種和平堅忍的文化，並且可用「老成溫厚」四字含括。在這麼複雜的文化特徵中，林語堂以「中國的人文主義」來貫穿說明中國文化精神。中國的人文主義含義有三：一、對於人生目的與真義有公正的認識；二、行為要純然以此目的為指歸；三、達此目的之方法，在於明理，即所謂事理通報、心氣平和，亦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稱為庸見的崇拜。他說：「中國的人文主義者，自信對人生真義問題已得解決。」如何解決呢？「其答案就是在於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如父母俱存只弟無故等），及在於五倫的和睦」。中國人能想出如此簡單的答案，是基於中國人實事求是的頭腦，相反的，西洋人卻視此問題為難解「懸案」。在此林語堂重新詮釋「歐化」的主張，即歐洲文化亦有其缺點，而中國人也有超越歐人處。他說：「鄙見中國與歐洲之不同，即歐人多發明可享樂之事物，卻較少有消受享樂的能力，而中國人在單純的環境中，較有消受享樂之能力與決心。」此次演講已顯示林語堂日後撰寫《吾國與吾民》及《生活的藝術》的基本觀點。
三、《吾國與吾民》到《生活的藝術》
在上述的演講過後二年（一九三四年），林語堂開始以英文撰寫《吾國與吾民》，第二年（一九三五年）完成，在美國出版。這本書的寫作受賽珍珠鼓勵甚大。賽珍珠憶及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林語堂家吃晚餐時，與林語堂談起了以中國為題的外國作家，林語堂突然說：「我很想寫一本書，說明我對中國的感想如何。」於是在賽珍珠的鼓舞和催促下，林語堂完成了這部重要著作。
《吾國與吾民》是第一部以英文書寫對今古中國深入分析和論述的書。賽珍珠大力推薦給西方讀者，她在序中稱許此書說：「它滿足了我們一切底要求，它是快實的，毫不隱瞞一切真情。它的筆墨是那樣的豪放瑰麗，巍巍乎，煥煥乎，幽默而優美，嚴肅而愉悅。對於古往今來，都有透澈的瞭解與體會。」所以賽珍珠讚揚此書是歷來有關中國的英文著作中「最忠實、最鉅麗、最完備、最重要底成績」。
當時的美國是白人的天下，華人絕大多數在中國飯館工作，不然則在洗衣店洗燙衣服。在白人眼裏，中國人的形象是留辮子、抽鴉片、迷信、好賭、怯懦，似乎不同於一般美國的「人類」。林太乙曾紀錄她們初到美國時，當地同學對中國的的好奇與無知。當時就讀小學五年級的林太乙被同學問到以下問題：
1、在中國有椅子嗎？2、在中國有桌子嗎？3、你吸鴉片嗎？4、你在中國覺得冷嗎？5、你是用鼓棒吃飯嗎？6、你吃鴿子的巢嗎？7、你為什麼不裹小腳？8、你的眼睛的兩端，為什麼不是向上豎起呢？9、在中國有車嗎？10、你的身後沒有辮子嗎？11、你不戴碗形的帽子嗎？12、你也穿了睡衣上街嗎？
這些可笑的問題是小學生的疑問，但成人也未必對中國了解更多，反而具更深的誤解和偏見與更強烈的疑惑。因此林語堂《吾國與吾民》的出版，給予英文世界打開了認識中國的一道明窗。美國的讀者也十分熱切歡迎如此難得的機會，此書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出版，至年底四個月之間印了七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其後並譯成多種歐洲文字。
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語堂全家前往美國。第二年（一九三七）開始寫作《生活的藝術》。起初林語堂並無意寫此書，只想翻譯五六本中國中篇名著，如劉鶚《老殘遊記》、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蔣坦《秋鐙鎖憶》足以代表中國生活藝術及文化精神的書，再加上張心齋的《幽夢影》中的格言，曾國藩及鄭板橋的《家書》，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等。但是出版商好友華爾希建議他先寫作《生活的藝術》，再翻譯以上這名著。因為中國人的生活藝術久為西方人所稱道，卻始終無專書介紹，「苦不知到底中國人如何藝術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觀山水、如何養花蓄鳥、如何吟風弄月」。林語堂懂得西方人所好，也明白美國人所需，他說：
夫雪可賞，雨可吟，月可弄，本來是最令西人聽來如醉如癡的題目。《吾國與吾民》所言非此點，但許多人注意到短短的講飲食園藝的〈人生的藝術〉末章上去。很多美國女人據說是已奉此書為生活之法，實在因賞花弄月之外，有中國詩人曠懷達觀、高逸退隱、陶情遣與、滌煩消愁之人生哲學在焉。此正足於美國趕忙人對症下藥。華爾希知道有許多讀者欲觀此中底奧及一般大家庭享樂之方法，故勸我先寫此書。不說老莊，而老莊之精神在焉，不談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
《生活的藝術》出版後，在美國持續五十二週高踞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成為一九三八年全美最暢銷的書籍。受歡迎的程度超越《吾國與吾民》。
《吾國與吾民》與《生活的藝術》的相異處，在於《吾國與吾民》延續一九三二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中國文化之精神〉的精神，分析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優劣。如他在《吾國與吾民》的〈自序〉中說：「寫了這本書，我將冒犯許多闡述中國的著作家，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祖國的同胞和一般大愛國家。」又說：「我堪能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嘗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渺的愛國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歷史上所示吾人者。」林語堂之所以必須如此反復說明坦白直陳的心跡，必須如此強調祖國的偉大，是因為在《吾國與吾民》書中，雖然中國不再只是「敗類民族」，而是優劣互見，但依然大篇幅說明中國人的「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又批評了中庸之道，說中國之錯誤，是太講人情，談到中國政治的內幕等等。表現出林語堂一向擔憂民族精神、國家前途的沈重心情隨處可見。《生活的藝術》則有意擺脫這種沈重的筆調，大談享樂。但是一開始寫作，林語堂內心的糾葛就開始干擾他寫作的方向。他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動手，寫了二百六十頁，「忽然於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來，乃覺今是昨非，將前稿全部毁去。因原來以為全書須冠以西方現代物質文化之批評，而越講越深，又多辯論，致使手稿文調全非」。失去原訂的方針，此書即無法發揮最大力道。於是五月三日起重新編寫，至七月底全書七百頁打字殺青，即傳世之《生活的藝術》。可見《生活的藝術》是林語堂有意擺脫以往思辨路數，重新定位於閒適風格的作品。
進一步言，兩書更重要的差異，則是《吾國與吾民》是以「吾」（中國林語堂）的立場寫作，是以中國人關心的課題為前提，剖析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良窳，這些問題卻未必是西方人所在意的。而《生活的藝術》則跳脫了中國人的視角與局限，儘量貼近西方人（尤其美國人）的感受，從他們最關心的角度書寫，因此全書旨趣集中在「享樂」之上，以中國人的生活閒趣，治療美國人匆忙勞碌。
《吾國與吾民》尚存使命感，對「是真理終是真理，牠將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見」的信仰與堅持。書裏的意見，是「經過長時間苦思苦讀和自我省察所收穫的」，而且企圖含蓋中國人民、中國人的德性、心靈、人生理想、婦女生活、社會、政治、文學、藝術、生活的藝術等各方面，可以稱得上是對中國民族、社會、文化、藝術的全面介紹。但《生活的藝術》則不然，只是「一種私人的供狀」，表現「個人的觀點」。而且這些觀念，早經「許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慮過、表現過」。去除使命感與包羅中國的企圖後，此書很單純地只介紹一種悠閒的生活情調，說明中國人「享受」生活的樂趣。筆調更加輕鬆俏皮、內容更加深入詳細、心境更加悠閒自在，這就是《生活的藝術》能擄獲美國人的媚力所在，也正是此書永不褪色、始終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