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文學史

以往馬華文學史書寫不是不太處理「不在」馬來西亞、而在台灣發生的馬華文學現象，就是大而化之視之為「留台生文學」，而台灣文學史書寫也未嘗正視這些頻頻在台灣境內活動的外來寫作兵團和台灣文壇的關連。倒是在台灣書寫中國新文學史者，往往將馬華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海外篇章。例如尹雪曼於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論》，其中一章即題為〈新文學與馬華文學〉，理所當然地將馬華文學收編為中國文學。[1] 然而，以往馬華文學史或台灣文學史不處理或無法處理的問題，在當今「重寫(馬華／台灣)文學史」的思考中，卻是不得不面對的課題。晚近的重寫(馬華)文學史計畫，可分別以黃錦樹與楊宗翰為代表。黃錦樹早在一九九○年代初即以七○年代中葉在台灣叱咤風雲的神州詩社為例，思考馬華留台生作家從馬來西亞帶到台灣的「中華屬性」問題，[2] 認為神州諸人乃「海外華人的中國文化病症」之表徵(1998:39)。楊宗翰則斷言「馬華旅台文學本來就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份」(楊宗翰2000:99)。馬華文學的「中華屬性」離開了多種語文與多元文化的馬來西亞，來到與海外華人同文同種的台灣文學，究竟是繼續膨脹或委縮，脹縮原因何在，非常值得觀察。另一方面，馬華文學的「中華屬性」與台灣文學的「中華屬性」他鄉相遇，是異性相吸還是同性相斥，也頗堪探討。不過本文旨在描述這種「不在」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學現象及其活動模式，不是酷兒論述。

馬華文學在台灣冒現，當然不是始自一九八○年代。早在六○年代初，留學台灣的華裔馬來西亞學生就已積極參與台灣文壇活動，黃懷雲、劉祺裕、張寒等人已在這裏結社、出書。其中一個比較知名的例子是一九六三年成立的星座詩社。星座詩社為一跨校園性文學團體，成員雖為王潤華、淡瑩、翱翱﹝張錯﹞、畢洛、林綠、陳慧樺﹝陳鵬翔﹞等馬來西亞與港澳「僑生」，但是也有若干本地詩人加入，[3] 顯然他們並未自我標榜為僑生團體。創社初期，台灣詩人李莎和藍采給予他們的助力最大，藍采不僅是《星座詩刊》創刊號編者，還寫了〈代發刊詞〉。編委之一陳菁蕾則在創刊號撰文論現代藝術與現代詩呼應藍采的看法，文中提到詩刊宗旨乃「為了解決今日中國現代詩的問題……建立真正的中國現代詩」(陳菁蕾1964:1)。詩社成立次年四月開始出版詩刊與叢書，至一九六九年詩刊才停刊。一九七二年，星座舊人陳慧樺等和本地詩人李弦﹝李豐懋﹞、林鋒雄等創辦大地詩社，出版《大地詩刊》、《大地文學》，至八○年代初停止活動。[4] 從《大地詩刊》發刊詞中不難看出，詩社同仁以「現代中國文學的工作者」自許，提倡「重新正視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現實生活」，並期待「大地的創刊，是中國現代詩的再出發」(〈大地發刊詞〉201)。一九七四年底，馬來西亞霹靂州的天狼星詩社社員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等人來台升學，並在台北出版《天狼星詩刊》，一九七六初年宣布與天狼星詩社決裂，另組神州詩社，社員中不少本地青年。神州詩社在接下來的四年當中，除了《神州詩刊》之外，還推出了由時報、四季、長河、皇冠、源成等知名出版社刊行的詩集、小說集、散文集、合集與武俠小說多種。溫瑞安等人並在一九七九年另組青年中國雜誌社，出版《青年中國雜誌》，鼓吹「文化中國」的理念。

星座詩社、大地詩社與神州詩社分別代表了六、七○年代「僑生」或外來文藝青年的「中國(文學)認同」的兩種模式。在那些年代，台灣以(自由)中國自居，反映了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因此，視在台灣生產與出版的華文文學文本為「中國文學」，視現代詩為「中國現代詩」，也是順理成章或理所當然的事。例如，巨人出版社在一九七二年推出的文學大系書名即題為《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七七年，張漢良與張默替源成出版社編紀弦、洛夫等十家詩人選集，書名就叫《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在這些脈絡裏，「中國文學」為有別於中國大陸文學的「(共產)中國文學」，實際指的是「台灣文學」。明乎此，我們大可說，星座諸詩人所說的「中國文學」或「中國現代詩」，不外也是台灣六、七○年代當道論述的回聲罷了。其實，詩社同仁們致力耕耘的，還是詩藝(接受歐美文學理念的現代詩藝)，目標為實現藍采所說的「堅定真的表現，……做到純粹善美燦爛……」(藍采1964:1)。他們詩作中「所展現的疏離、孤獨等……主要是思鄉、寂寞，更大程度，還是受到當時宰制文化(反共文學vs.現代派、存在主義)與社會風氣的感染」(陳鵬翔2001:121)。顯然王潤華等人在台灣成立星座詩社，或後來陳慧樺等人成立的大地詩社，以展開他們的書寫事業，除了表示他們認同台灣作為「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符號外，也含有不依傍當時其他詩社或「無法忍受《創世紀》和《藍星詩刊》等對詩壇的宰制」(陳鵬翔2001:103)的意味，同時更企圖藉此「取得進入文壇的通行證」(陳慧樺1992:80)，希望受到台灣文壇同道的認可。

討論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或台灣文學中的馬華文學現象，宜從文學接受研究著手，檢視這些作者是否受到台灣文壇同道認可，或其作品在台灣被接受或流通的情形。一九七二年，巨人出版社推出上述那套八冊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分詩、散文、小說卷，為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的二十年作品選集，相當引人注目。大系由余光中、洛夫、朱西寧、張曉風等九人組成編輯委員會，其中詩卷二冊，由洛夫與白萩編選，入選詩人有七十家之多。大系出版時星座詩社同仁林綠人在美國深造，寫了一篇書評表示他對「詩社同仁竟然無一人『當選』」感到失望與不解(林綠1974:22)。事實上，林綠在六○年代中葉的台灣文壇已相當活躍，其他星座同仁如王潤華與翱翱作品也早已入選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七十年代詩選》，更早出版的《大學生詩選》(1965年出版)也收入王潤華作品，陳慧樺、鍾玲、蘇凌作品則入選一九七一年編選的《新銳的聲音：當代廿五位青年詩人作品集》(書在一九七五年出版)，顯示馬華詩人王潤華與陳慧樺當年的文學表現已獲得相當的肯定，但是在巨人版《大系》詩編者的台灣現代文學典律建構中，竟然成了遺珠。三十年後，陳鵬翔說他們在一九七二年倡立大地詩社，其中一個原因是同仁「無法忍受《創世紀》和《藍星詩刊》等對詩壇的宰制」，「是在挑戰既得利益者和主流論述……是在搞詩壇革命」(陳鵬翔2001:121)，顯然不是無的放矢。

夏志清在論文〈余光中：懷國與鄉愁的延續〉中提到，「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並不是台灣，也不是共黨統治下的大陸，而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中國」(夏志清1979:388-89)。這句話完全可以借來描述神州詩社的中國(文學)認同。對溫瑞安等人來說，「中國文學」等同「中國」。文學成為想像中國或延續古典文化中國鄉愁的方式。或者說，文學取代了現實政治與地理實體，提供了神州同仁的「中國想像」空間。但是到了七○年代中葉以後，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早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失去了想像中國的空間，加上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發酵，本土主義(包括鄉土文學運動)和民族主義逼使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正視現實，漸漸無法藉唐詩宋詞或六○年代現代詩等「中國文學」想像「中國」。「中國想像」成為迷思，成為《山河錄》中的假山假水。等到詩(文學)無法滿足這種逐漸被現實戳破的「中國想像」時，溫瑞安只好藉武俠小說來神遊「文化中國」。由於他所觀望與想像的世界是「中國」而非馬來西亞，溫瑞安在台灣那六年間，儘管著作頗豐，卻只有短短一篇兩千五百字的〈漫談馬華文學〉論及馬華文學，而且理直氣壯地視馬華文學為中國文學支流。[5] 溫瑞安與神州諸人中的「僑生」將「中華屬性」從馬來西亞帶到台灣，也在台灣結束他們的「再華化」之旅。一九八一年初，溫瑞安與方娥真被台灣警備總部以「匪諜」名義判刑後驅逐出境，周清嘯、黃昏星、廖雁平等社員也先後返馬，百人結社的神州終於毀於一旦。

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經過鄉土文學論戰後的台灣文壇，儘管高度現代主義文學風潮已過，鄉土文學並未獨領風騷。本土文化論述與黨外運動尚在醞釀中，要等到八○年代中期以後才發酵。在這期間，文學漸漸朝多樣性發展，報章媒體透過舉辦文學獎，成為文學的重要贊助者，甚至左右了文學風氣。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學獎得獎名單中，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的名字經常出現，他們的得獎作品也獲得批評家的讚賞。四人當中，商、張、潘三人得獎之後在台灣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書，而李永平雖然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已在台灣出版短篇集《拉子婦》，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之後出版的《吉陵春秋》更備受推崇，並為他取得《聯合文學》的資助，先後在北投與南投專事寫作，日後乃有長篇巨作《海東青》面世。這批馬華作家既未成立同仁文社(如星座、大地)，也未再百人結社(如神州)，他們各自活動，從參加文學獎起家。因此，我們不妨說，到了八○年代左右，參加兩大報及其他文學獎已取代了結社或自費出版，成為馬華作家在台灣「取得進入文壇的通行證」的途徑或捷徑，也開啟了馬華文學在台灣活動的第三種模式。兩大報文學獎歡迎海內外華文寫作人來稿，並未規定非本國公民不得參賽，算是只認作品不認人。二十多年來，兩大報文學獎既「為大馬留台生提供了一片不可思議的成長空間」(陳大為2001:33)，提供這支陳大為稱作「外來兵團」的馬華寫作人一個相當良好的操練場域，讓馬華文學有機會在台灣大放異彩，同時也供應了台灣文學文庫一批充滿域外風格或異國情調的文本，可謂兩全其美。

同樣的，拜兩大報文學獎之賜，七、八○年代以來，這批得獎作家的作品也入選各種年度詩文選集，儘管入選比例不算特高，例如《九十年代詩選》只收入陳大為與陳慧樺兩位馬華詩人。和文學獎一樣，選集也是一文學系統中典律建構的重要工程。不過，和以往馬華旅台作家期待被收入各種文選的被動心態不同的是，九○年代旅台馬華作家進一步主動出擊，在台灣出版、編選各文類的選集，推銷馬華文學，既達到自我建構典律的功效，也將當代馬華文學風貌更清楚地展現在台灣讀者面前。一九九五年，陳大為率先編了《馬華當代詩選(1990-1994)》，第二年鍾怡雯編輯《馬華當代散文選選(1990-1995)》，黃錦樹在一九九八年跟進，主編《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而陳大為與鍾怡雯於二○○○年合編的《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Ⅰ》更是典律建構大工程。我自己也見賢思齊在二○○○年九月號的《中外文學》客座編了一個《馬華文學專號》，內容包括論述、創作、書目與訪問。顯然，這些選集與專號提高了馬華文學在台灣的能見度。

儘管文學獎只認作品不認人，揭曉之後作者身分仍然公諸報章，讀者也難免對登躍龍門者的外籍身份表示驚訝。黎紫書是誰？誰是黎紫書？就好像人們在一九○二年對西班牙將文學獎頒給秘魯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感到訝異。接下來是對得獎者的馬華背景感到興趣。馬來西亞在哪裏？何謂馬華文學？對於最後一個問題，由於坊間書肆或圖書館並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料，一般臺灣讀者也只能自我建構答案，誠如陳大為所指出，「在台灣，『馬華旅台文學』幾乎等同於『馬華文學』」(陳大為2001:33)，雖然在馬來西亞國內還有「馬華本地作家」群體，而且還是以當道、主流馬華文學自居的馬華文學。

將當代馬華文學分為國內與旅台是一種分法。不過我倒傾向視馬華文學為「流動的華文文學」、「跨國華文文學」及「新興華文文學」的例子，尤其是這群散居國外的華文作家。以新興國家的各族英文寫作人為例，奈波爾、儒師狄(Salman Rushdie)、穆歌季等人往往游離原籍國，在原殖民國或帝國中心如倫敦、巴黎、紐約或洛杉磯活動。拉丁美洲作家的流動傳統更為顯著。略薩就曾在巴黎、倫敦、巴塞羅納之間流動。這些作家長年移居歐美國際都會(metropolis/cosmopolis)，可能是自我放逐，卻不一定是文化回歸。他們以生花妙筆，將加勒比群島、印度、巴基斯坦或秘魯等第三世界社會深層轉呈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媒體面前，他們既回返故鄉又超越故鄉。而馬華作家原始來台目的絕大多數是升學，正式身分是「僑生」或「外僑」。作家身分可能是延續未留台前的身分(如陳慧樺、李永平、張貴興)，也可能來台之後方才取得(如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等)。留台，或者說，留學台北，等於他們的文學成長儀式之旅。一般僑生來台升學時間居留有限，最多四五年。但是目前在台的這批馬華作家已非一般僑生，他們多半已在台居留至少近十年，或經已入籍台灣。不管自不自覺，他們以新興華文文學作家的業餘身分(他們在台灣的正業多半是教書)在台北與吉隆坡(或亞庇)之間往返(開會或省親)，在台北與台北以外的鄉鎮(花蓮、嘉義或埔里)之間穿梭(教書、開會、生活或隱居寫作)。

過去我們往往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將這些流動的華文文學視為離散族裔文學。來自中國以及中國周邊華人社會的華人，在上兩個世紀以來，花果飄零般散居五洲四海，也將華文書寫帶到世界各地，或乾脆以英文(如哈金)、法文(如程抱一)或其他外語書寫表意。但是，李永平、黃錦樹等馬華作家留學的是台北這個華人國際都會。事實上，不管他們移居台灣何處，他們的書多半在台北出版。台北顯然是當代重要華文出版流通中心之一。除了文學獎之外，這個中心還具備平面與網路媒體、中西文書店、出版社等文化生產或市場建制，以及一定規模的文學活動與詮釋社群。這樣的文化環境正是維持台北作為華文文學重鎮的條件與魅力。黃錦樹甚至認為台北之於李永平等在台馬華作家，「猶如三、四○年代的東京之於日據下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台灣青年──以日語寫作的那些人……」(黃錦樹1998:28)。而馬華作家並非唯一在台北冒現、崛起的特例。六○年代以來，菲律賓、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世界華文作者早已在這裏出書。而八○年代末解嚴以來，當代中國大陸作家如莫言、蘇童、韓少功、賈平凹、張承志、王安憶、殘雪、余華等小說家頻頻在台北出書，佔了台灣文學書市半壁江山，更彰顯了台北的華文文學國際都會色彩。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中國文學──尤其是新時期小說──蓬勃展顏，提供了二十世紀九○年代馬華作者一個崛起的範式，一個亞洲版的「文學爆炸」模式。這批作家善用台北的優良文化環境，在這裏形成一個馬華文學風潮，擴散馬華文學：出書、編書，甚至舉辦研討會，只差沒辦份文學雜誌罷了。以《赤道形聲》的編委會來說，其成員幾乎包括了所有在台的馬華新銳作家，可說是馬華在台作家相互扶持的表現。

這個寄生在台灣的馬華文學風潮由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黎紫書的小說／林幸謙與陳大為的詩／林幸謙與鍾怡雯的散文所形成。同樣是馬華九○年代作家，黎紫書屢獲聯合報文學獎，已在台北出版了兩本小說集，但是她並非留台生。這幾個人之間，李永平來台前出版過一本中篇《婆羅洲之子》；黎紫書屢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花蹤文學獎，在吉隆坡出版過一本極短篇集；張貴興在七○年代中葉來台念大學之前，常在馬來西亞的《學生周報》發表小說。但是他們的重要作品都是在台灣出版。過去十幾年來，他們的書由時報文化、遠流、麥田、聯合文學、三民、九歌、洪範等出版社出版，可以說台北幾家主要的文學書籍出版社都出版過馬華文學，成為馬華文學在台灣的贊助者。平心而論，以一個文壇來說，在同一個時期，有七位創作力旺盛的作家在努力實踐，已足以形成一股潮流。

十來年前黃錦樹還在台灣大學中文系唸書的時候，寫了一篇討論「旅台馬華文學特區」的文章(1990)，將台灣，尤其是台北，視為「馬華文學特區」，雖然他自己那時還不怎麼算「特區作家」，寫《治洪前書》的陳大為也還在練法治洪。我自己在若干論文中則認為台北作為馬華文學的活動場域，乃「馬華文學境外營運中心」，借用的是一個經濟與政治作業用詞。黃錦樹與我的用詞可能不當，但是我們試圖解釋的是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以及在台灣的馬華文學在馬華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顯然台灣文學擺脫不了馬華文學，儘管寫台灣文學史的人可能不會把在台灣的馬華文學寫進台灣文學史裏頭，或頂多以台灣文學「副」系統待之。馬華文學在九○年代興旺蓬勃發展，馬華文學論述躋身學術殿堂，顯然馬華文學也受惠於這批留台作家，才得以以新興華文文學的面貌展顏。即使是發生在馬來西亞本土的馬華文學，多年來也有不少留學台灣的作家在努力打拼，例如陳強華、王祖安、與傅承得，他們多半在留台期間完成作家的「成長儀式」，然後返回故鄉，或教書、或在報館服務、或開書店，為馬華文學發展做出貢獻。同樣的，商晚筠在一九七七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短篇集《痴女阿蓮》，盡管她回馬之後的發展並不理想，到了一九九一年才在台灣出版第二本小說集，卻是八○年代馬華文壇重要女作家。而潘雨桐在六○年代初即留學台灣，八○年代由聯合文學出版了兩本書後沈寂至今，在台灣書肆名氣也漸漸消失，但是他持續在馬來西亞發表作品，是頗受重視的馬華小說家。商、潘二人受台灣出版社青睞，在馬來西亞境外文壇表現搶眼，也提昇了馬華文學的地位。

歸根結底，如何描述這批在台馬之間流動穿梭的作家，其實是身份歸屬的問題。到底張貴興算是馬華作家還是台灣作家？究竟入選「中文小說一百強」的《吉陵春秋》是台灣文學還是馬華文學？略薩在九○年代取得西班牙身份證，具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並成為西班牙學院院士。但是在批評家筆下，他是秘魯作家，頂多是西班牙語作家。可見文學屬性不一定要跟作家的身份證一致。至於作家該在何處為家，略薩說得更好，他在一篇題為〈文學與流放〉的文章中寫道：「如果作家在故鄉寫作比較好，就該留在故鄉；如果流放他鄉寫得更好，那就該去國離鄉」，因為忠於文學才是作家首要職責(Vargas Llosa 1998:77)。像黃錦樹這樣的馬華作家，由於馬來西亞華人與華文文學的處境，在故鄉書寫並不覺得自在，離開了故鄉，客居他鄉，又感到失鄉之痛(homelessness)，這時他的故鄉只能在文學想像裏。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們不必到古晉取尋找李永平的吉陵。

這批馬華作家在台灣的書寫風格技巧，細究起來，跟在馬來西亞本土的華文文學不太一樣，可以視之為馬華小說或詩的跨國或國際化現象。但是對在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壇而言，這支在台灣的馬華文學隊伍的文學表現可能是無根的、遠離本土的、非寫實主義的、甚至台灣化的。實際上馬華作家該怎麼寫，寫甚麼，跟他們身在何處固然有關係，但是關係不大。寫甚麼，該怎麼寫，其實是作家一輩子的重要思考課題。李永平寫《吉陵春秋》的時候，替他寫序的余光中說此書空間曖昧，認為「就地理、氣候、社會背景、人物對話等項而言，很難斷言這小鎮是在江南或是華北」(余光中1996:311)。鍾玲到砂朥越的古晉去，卻斷言她到了李永平的萬福巷。[6] 到了寫《海東青》的時候，李永平乾脆聲明他寫的是「台北的一則寓言」。張貴興《伏虎》的短篇中多屬鄉野傳奇，空間處理也朥頗曖昧其詞，不過到他寫《柯珊的兒女》中的〈柯珊的兒女〉與〈圍城之進出〉時，已擺脫這個說故事的舊傳統，台北成了他觀望的世界。但是，葉石濤在評這本小說集時坦言：「張貴興除提供動人故事之外，我們不清楚，他究竟要闡明甚麼，到底要帶給我們怎樣的訊息？……這本短篇小說集的其餘小說……也同樣具有卓越的文字技巧，卻令人發生小說到底要訴求甚麼的疑問」(葉石濤1989:94)。不過，由《頑皮家族》拉開序幕，他「退回」故鄉，婆羅洲雨林成了《群象》、《猴杯》與《我思念中的長眠的南國公主》的主要場景。黃錦樹評張貴興的《猴杯》時說雨林書寫有淪為(台灣)讀者的異國情調消費之虞，陳建忠則回應道：「這類雨林書寫其生活原非台灣讀者所能想像，而我們的馬華作家卻執意要在台灣寫其熱帶雨林經驗」(陳建忠 2001)。顯然陳建忠既不瞭解閱讀與想像的關係又不明白寫作這回事。[7] 黃錦樹在他自己的兩本小說集中大書特書家鄉的雨季與膠園。橡膠、錫與棕櫚是馬來西亞三種主要天然資源，也是馬華作家的寫實符象。但是膠園卻是黃錦樹恐懼、夢魘、挖掘心靈深層或政治黑區的源頭。李永平將古晉寫成吉陵之後，每一個馬來西亞鄉鎮都是吉陵了。不管是居鑾還是美里，到了說故事者筆下，都是既寫實又不寫實的鄉鎮。

馬華文學在台灣除了上述三種模式之外，還有另一種常為一般論者所忽略的存在模式。一九八三年，若干馬來西亞留台學生在台北出版《大馬新聞雜誌》，關心國是，批評時政，試圖建立大馬華裔青年在台灣的「馬來西亞論壇」。次年，大馬青年社成立，出版《大馬青年》雜誌，標榜馬來西亞意識，並接辦大馬旅台文學獎。在此之前，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的台北總會已出版有《會訊》，裏頭也設有文藝欄。《大馬新聞雜誌》出版有「大馬新聞雜誌文學性叢書」多種，其中包括陳強華詩集《化裝舞會》。陳強華來台前已出版了慘綠少年時期的詩集《煙雨月》，大一那年即獲得政大長廊詩社的詩獎第一名，後來出長詩社，主編《長廊詩刊》，致力推動校園詩運，畢業返馬後在檳州大山腳創辦「魔鬼俱樂部」詩社。此外，大馬新聞雜誌社也出版了羅正文與傅承得的詩集。羅正文跟李永平、張貴興一樣，來自砂朥越，在台出版詩集《臨流的再生》及兩本被馬來西亞政府查禁的政論，返馬後任《星洲日報》主筆。傅承得的《哭城傳奇》預告了他下一本重要詩集《趕在風雨之前》的政治抒情基調。傅陳二人留台期間曾獲大馬旅台文學獎。與《大馬新聞雜誌》、《大馬青年》一樣，大馬旅台文學獎也是在台灣大馬同學的重要文學活動場域。這個文學獎曾經是黃錦樹、陳大為、與鍾怡雯在九○年代初練筆的搖籃，更是擔任評審的台灣作家學者(如齊邦媛)接觸馬華文學的另一管道。可惜的是，近年來，大馬旅台文學獎和《大馬青年》辦辦停停。我最近看到的《大馬青年》是二○○○年出版的第十一期，刊載了一九九八年中舉辦的第十一屆大馬旅台文學獎作品，離第十期的出版日期，已隔了五年之久。

對於陳強華、傅承得、王祖安、羅正文、黃英俊等留台詩人，以及其他返馬的大馬旅台文學獎得主而言，台灣這「文學特區」提供了他們磨練與熱身的空間。例如，陳強華的長廊經驗對他日後在北馬辦詩社編詩刊、寫下一本重要詩集《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當不無助益。除此以外，這些人的留台經驗跟台灣文學似乎沒甚麼關連。星座、神州諸人或八、九○年代的馬華得獎作家，或多或少還會有人論及，但是陳強華等曾經留台而無意融入台灣文壇的書寫者及與他們類似的前輩，他們在台灣的書寫活動，其實是馬華旅台文學史重要的一章。然而，由於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馬華旅台文學不是星座與神州諸子的作品，就是獲得兩大報文學獎的馬華文學，這些旅外的馬華書寫則已是漸漸被遺忘的一頁。其實，這批留台生在這裏編雜誌、辦文學獎、出書、舉辦演講；一個文壇的活動與現象也不過如此。《大馬青年》第七、八期編者便曾以馬華旅台文學為焦點，製作「旅台文學史料」專輯，肯定了旅台文學在馬華文學史中的重要位置。黃錦樹的〈「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一文即此旅台文學史料收集的工作成果。後來黃錦樹的長篇論文〈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也可視為那兩期《大馬青年》未竟之業的延續。那兩期編者之舉，其實已是「重寫馬華文學史」的工程，他們企圖以馬來西亞華裔的在地觀點，將馬華旅台文學重新「寫回」馬華文學史的脈絡。

從馬華文學在台灣的第一、二中模式看來，這兩批作家的努力主要在於自我實現，或貫徹一己的「中國認同」。兩者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其實相當曖昧，既被認可又遭排斥。以第三種模式存在的馬華作家則在完成自己的精神或文學成長之後，以他們在文學大獎的優異表現，成為留台馬華文學的表率或代言人，也成為台灣文學認識馬華文學的途徑。由於第四種模式的留台生馬來西亞意識相當濃烈，相對的，他們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也處於最邊緣位置，甚至無容身之地。不過，即使是第三種在台灣的馬華文學活動模式，其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也屬邊緣地帶，甚至是在模糊地帶：既在系統之內，又在系統之外。或如黃錦樹所說的：「不論寫甚麼或怎麼寫，不論在台在馬，反正都是外人」(黃錦樹1997:4)。換句話說，「在台馬華文學」或「馬華文學在台灣」非但「不在」馬華文學裏，甚至也「不在」台灣文學之內。它既是馬華文學史的一個缺口，也從台灣文學是中間爆誕。爆誕或爆破的目的是尋找出口，以便歸返馬華文學史，還是旨在由此缺口進入台灣文學史，則有待觀察。事實上，爆破之後，在台在馬都已是混雜成一團、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異形了。台灣文學(史)如何容納與描述這一支「外來寫作兵團」，其實是考驗楊宗翰所說的「台灣的文學界包容力究竟如何」(楊宗翰 2000:100)，或台灣的本土文化是否具備多元主義能力。這也正是文學史需要重寫或重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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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忠，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重寫文學史：馬華文學與複系統文學建制」[計畫編號NSC89-2411-H-110-028/NSC90-2411-H-110-002]之部份成果，初稿原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之「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高雄，Sept. 29, 2001)上宣讀。修訂版亦收入拙著論文集《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2003)。感謝陳鵬翔教授提供早期《星座詩社》資料。

[1] 尹雪曼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文藝史》中則將馬華與菲律賓華文文學當作「海外華僑文藝」處理。

[2] 黃錦樹之外，何國忠、林春美、鍾怡雯等也撰有這方面的論文。我認為在馬來西亞本土的馬華文學中的「中華屬性」、在台灣的馬華文學中的「中華屬性」、及從馬來西亞帶到台灣來的「中華屬性」，三者分開處理或更有助於釐清問題。

[3] 星座同仁中本地詩人有鍾玲、蘇凌等。

[4] 依據大地創辦人之一陳慧樺許多年後的回憶，他們原想籌辦的是一本叫《中國文學》的綜合性刊物，後來因故才改為出版詩刊。見陳慧樺 1992:77。

[5] 對溫瑞安馬華文學觀的批判，可參閱林建國1993:91-92。

[6] 鍾玲的尋跡之旅，詳〈我去過李永平的吉陵〉一文。也請參閱林建國的解讀〈異形〉，《中外文學》22.3（1993）:73-91。

[7] 陳建忠甚至指責在台馬華作家「完全無法以書寫台灣生活經驗為內容的作品」，顯然他沒讀過李永平或張貴興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