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志業，溫柔的惡聲——「世華文學」在臺灣
台灣 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候選人•玄奘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在廣州暨南大學正式成立，用《人民日報》記者的說法是：「這標示著世界華文文學界在中國有了統一的團體」。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身在臺灣的筆者很快便得知這項消息。遙望對岸政、學兩界賀客數百，好不熱鬧，自會讓人聯想到一九九二年在臺北成立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此會前身是八一年成立的「亞洲華文作家協會」，後擴大發展爲「世華作協」，號稱力量橫跨七大洲、五十六國、會員數達六千之多，每兩、三年舉行一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不過持平而論，「世華作協」的性質比較像是文人雅集，見面、聊天、參觀交誼，論學從來就不是重點。也難怪搞了那麽多年，「世華文學」在臺灣的發展、興衰與命運，似乎跟「作協」一直沒什麽直接關係。更糟的是，無論是何人何黨執政掌權，政府或政治人物都未曾放「作協」走上自主之路，動輒視其爲可操弄之禁臠——試問歷任會長黃石城、林澄枝、杜正勝，不都是在任或卸職的政府官員？他們三人中，又有哪一位膽敢厚顔說自己是重要作家，或對「世華文學」有何精深研究？像二○○三年年初這類「故宮博物院院長」突然變身爲「作家」的鬧劇，真不知讓多少辛苦筆耕經年的作家哭笑不得？一個連「在地」的代表性都嚴重不足的領導，要用什麽方式帶領大家面對「世界」？總不會要淪落到依靠獎金不低的「世界華文文學獎」吧？頒獎與聯誼，對一個組織來說自然是必要之「惡」，無可厚非；但這些手段對刺激創作恐怕無甚貢獻（對某些想暴得大名的作家還有點用處），更無法喚起一個團體內部自我研討、建構、塑形的意識。我的想法講直接一點就是：相較於世界感不足、在地性匱缺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臺灣更需要辦一個性質迥異、訴求有別的「世界華文文學學會」。
講這些的目的，當然不是在減「作協」志氣。這個團體不但長命，也辛苦維持過《亞洲華文作家》雜誌，更與《中央日報》國際版合作「世界華文作家周刊」，爲作家們的互動、發表提供了便利與場域。但無論是雜誌或周刊，在影響力方面都相當有限，與中國大陸《世界華文文學》、《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等刊物在專業與細密度上也難以並肩，頗有差距。這顯然不是付出或努力上的「差距」，問題的癥結，在學術。從事「世華文學」的學術研究，在臺灣是注定得安於寂寞的。不但公、私立大專院校沒有相關的系所，連想在中文系、外文系或臺灣文學系開設「世華」課程，都是件非常困難的任務。換言之，「世華文學」在這些系所的教授眼中，根本稱不上是一門學問。沒有系、沒有碩博士班、連課程都開不了，有志研究者只好作起「個體戶」，自己搜集資料、尋找資源。不知是幸或不幸，在這個領域裏好像還沒有僧多粥少、資源不足的問題——因爲數得出來的僧實在太少了！老一輩的有楊松年、王潤華、陳鵬翔，中壯輩不出張錦忠、黃錦樹、林建國，再加上陳大爲與鍾怡雯。說句玩笑話：上述學者都出生於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好像比較接近「外籍和尚」！雖是開玩笑，我們倒也不得不承認號稱壯盛的臺灣本地學術隊伍，竟只有李瑞騰與龔鵬程兩人願意涉足此研究領域的殘酷事實。更無奈的是，這些教授爲了學生「好」、擔心畢業後工作難找，不輕易也不太願意鼓勵臺灣的學生以「世華文學」研究爲題，遑論爲業！
這裏所說的「業」並非指單純的「事業」，而是更高一層，類似Max Weber所談論的“Beruf”（志業、使命、天職）。以「世華文學」研究爲志業有多困難？不妨先看看低一層的職業（或工作）。在臺灣，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已面世的研究專著還不到十本，而且幾乎都是碩博士論文。這些研究人才畢業後，就算能順利進入大學中、外文系任教，也不會有機會開設「世華」的相關課程。臺灣的中文系有門戶之見早已不是什麽新聞，加上這是傳統中文學界相當陌生的領域，求職、升等都難免會遭遇一定的阻力與困難。獨學而無友、大材不見用，恐怕任誰都會灰心喪志，大歎不歸去吧。在這種情況下要組織學術社群、籌辦學術活動，當然要有異於常人的勇氣：筆者就參加過由暨南大學主辦的東南亞文學研討會，兩天一夜的國際會議，全場百來個座位，除了（角色扮演遊戲般一再交換的）主持、發表與講評人，聽衆還不到五人——真是可惜了那批質量俱佳的論文。年輕學子看到此情此景，又怎麽敢以此研究領域爲「業」？
照這樣談下去，「世華文學」研究在臺灣好像真的是前景黯淡，寫此文似乎在勸大家不如趁早轉行。其實不然。我覺得做學問、搞研究，目的時常不在尋找解答，而是爲了刺激問題。臺灣學術界面對「世華文學」此一領域，不妨在努力搜集文獻資料之餘，勇於嘗新，朝此突進。我就曾撰文批評「世界華文文學」這個學術觀念和之前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一樣，在骨子都是以中國爲圓心的同心圓架構。至於部分「世華文學」論者提出的「有機整體」觀，我也以爲不過是這種同心圓架構的「二刷」，談不上「再版」——「有機整體」並沒有取消「中心」（不管是一元或多重）的權威，它頂多只是使其隱匿；即便如此，「中心」仍然還穩固地「在」，從未離開。在大壓小、強凌弱的「秩序」未能確實改變以前，我根本就懷疑：這個號稱多元中心的「世界華文文學」概念，何新之有？
這些言詞乍看下頗爲激烈，其實不過是在刺激問題，引發思考。作爲一個嘗試性的實踐，我在最短的時間內，與楊松年教授合編了《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一書，想藉這個機會介入與重設「世華文學」的討論脈絡。首先，當然是一反臺灣學界「慣例」，強迫中國與臺灣「之內」或「之外」的華文文學作品都得在同一天平上較量，讓各式異質的華文書寫去模糊、衝破國別文學的鮮明疆界（我的序言即以「詩想跨國界，華文超國家」爲題）。其次，全書不以作者所在區域而依出生年份序編排。或可視此一舉動爲與「中心」的一種協商，甚至是對「中心」的後殖民式逆寫（write back）。本書在編輯時刻意置入臺灣「跨越語言一代詩人」詹冰在日治時期以日文創作的〈五月〉，戰後作者又將此詩自譯爲中文發表，傳誦一時，像這類作品該不該列入世界華文文學？臺灣原住民語詩人、客語詩人、河洛語詩人筆下，那些充滿（或夾雜）著一點也不「標準純正」的中文呢？它們與世華文學間的「關係」爲何？進一步問：「世華文學」的理論邊界最遠又可以到達哪裡？
以上大概就是我藉編選此書之便，隨意拋出的一些簡單提問。全書成果看來不盡如人意，但這些提問倒是還有點意思。我以爲「世華文學」研究在臺灣，一向都有太多既定的答案、卻又奇缺強悍有力的問題。至於中國大陸學界是否也是如此，我不便妄下斷言。但在對岸學者撰文力倡「世界華文文學」已走向「全球一體化」的此刻，就讓這篇短文中的提問，化爲一句句溫柔的惡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