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新方向：
文學傳播探討的意義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專任教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 創辦人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5年6月5日)
文學經營探討的意義
在書寫文學史的課題上，我曾經一再表示我對當前一些文學史著作處理方式的不滿。這些文學史著作，過度強調文學作者和文學作品的重要性，以爲只要將文學發展分爲若干階段，在每一階段中舉出若干代表作者與作品來論析，就稱這樣處理的著作爲文學史，我認爲這樣的做法未免氣度太小了。文學史的舞臺，不只是容納幾個主要的代表作家或作品而已。
我也表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文學史，應當是那個國家或地區人類文化活動史的部分。它絕對不只是作家或作品史，它除了論析文學作者與文學作品之外，還包括多方面問題的探討：如文學的經營的問題，其中包括報章副刊與雜誌的編者爲何創辦有關的副刊或雜誌，他們容納稿件的標準爲何，取稿的原則又是怎樣？他們的編輯方針對當時或以後的文壇、社會有怎麽樣的影響？當時的文學團體又怎樣的運作？對文壇、社會又起著怎麽樣的作用？也包括文學的消費的課題，討論當時讀者的興趣如何左右文藝的出版與發表，編者如何引導讀者？如何衡量文學作品在發行上所起的影響？等等。當然文學作者和文學作品的探討也是重要的，它們特應該列入文學發展論述的重要部分。換句話說，在文學發展的論述上，我們也是強調文本的，但是所要的文本，不是狹義的文本，只限于文學作品而已。我們所要的文本，是廣義的，副刊與雜誌的發刊詞、編後話、編後啓事、編者宣佈的編輯方針、甚至副刊與雜誌的廣告、以及作者的資料、作者的作品，等等，都是我們所要獲取的文本。[1]
討論文學發展，缺少文學經營這一塊，將不能很好地把有關地區或國度的文學史呈現出來。試想想，討論五四新文學，不涉及《新青年》、《新潮》雜誌；討論七八十年代臺灣文學，不涉及《中國時報》副刊，不討論《聯合報》副刊；探討戰前臺灣古典文學，不涉及臺灣詩社；那將會是怎麽樣的遺漏？
討論戰前東南亞華文文學也是如此，如果討論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不討論報章的文學副刊，不討論文學雜誌，將不知道如何把東南亞的華文文學的面貌勾畫出來？因爲在戰前，東南亞地區文學單行本的出版非常不發達，以新馬來說，所出版的新文學作品單行本，不超過五部，整個文學發展的運作，完全依賴報章的副刊和雜誌，副刊和雜誌的編者的經營，決定了有關刊物的方向，也影響了整個文壇的運作，不處理文學經營，又將如何說明新馬戰前部分的華文文學史？即使在戰後，文學單行本的出版書目大量增加了，然而文學副刊和雜誌在文學運作的影響上，仍然起著重大的作用，舉個例子說，不處理《蕉風》雜誌，又將如何說明現代主義文學在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的流程和對它的影響？
所以探討文學的發展，不能無視文學經營這一個環節。
文學經營與文學傳播
由於對文學經營的重視，讓我注意到文學傳播媒體：副刊、雜誌等等對文學發展的重要性，也從這裏，讓我深刻地瞭解到文學傳播的許多課題，以及這些課題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甚至對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意義。這裏提出來跟與會者共同思考。
全球個地區各國度的華文文學，並不是單一發展的絕緣體，不論是過去或現在，全球各地區或國度的華文文學，是處在不斷的傳播和接受的狀態中的。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印證這些方面的事實。從文學經營的主體例如文學副刊來說，某個地區的文學欄位和副刊的創設，是否受到其他地區的副刊的影響，還是有它本身獨特的角度和風格？刊物的主持人—編者，在爲所編輯的刊物預設未來的路向時，所提出的主張是否有受到其他地區的編者的影響？編者在刊物的設計上，是出自個人的巧思，還是受到其他地區刊物的啓發？刊物編者和作者在提出一些共同的文學主張時，是出自於他們的共同意識，還是這些主張是受到其他地區的文學主張引發的結果？在作品的發表上，刊物的編者是否受到其他地區的刊物影響？作者在不同地區的移動，對不同地同究竟起著怎麽樣的影響？對不同地區的文學帶來怎麽樣的衝擊？作品出版後，受到不同地區讀者或評論這的閱讀，究竟對有關作品帶來怎麽樣的反饋？這些反饋對作品的內涵究竟又帶來怎麽樣的補充？或者從更寬廣的方面說，作品在不同地區的流傳對有關地區的文學又帶來怎麽樣的作用？這一切，只有從文學傳播的角度，才能夠取得確切的答案。換句話說，從文學經營和文學傳播的關係，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地看到各地區或國度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下將進一步說明有關問題。
近來在臺灣講課，來往新加坡和臺灣的次數比較頻繁。在乘坐飛機時，看到航空公司飛行雜誌的航行路線圖：飛機的飛行路線，由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又從另一個地區到其他更遠的地區，心中忽然醒悟，文學的傳播不就是由一個點傳播到另一些點嗎？實際上，在目前這個網路時代，各地區或國度的文學互動情況，是要比飛機的飛行航線圖要來得更加頻繁了。某種意見在某個文學網路提出，很快就會引起各地文學愛好者的反應；某個文學網路設立，也會很快得到世界各地文學愛好者的參與。因此更突出文學傳播在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
從文學傳播角度探討東南亞華文文學
說全球個地區各國度的華文文學，並不是單一發展的絕緣體，不論是過去或現在，全球各地區或國度的華文文學，是處在不斷的傳播和接受的狀態中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現象：
文學經營的主體例如文學欄位或副刊的創設，經常時受到傳播主體的欄位和副刊所影響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大陸以外的文學欄位的創設來說，經常時受到中國大陸母體文化的影響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民辦報紙流行，辦報的基於消費的考慮，爲吸引讀者，在報紙正刊之外，提供文學版位，設計形形色色的欄位，來爭取讀者的閱讀。當1872年中國上海《申報》創刊時，已有詩詞和紀事等作品穿插在新聞文字中。1900年在上海創設的《文社日報》，也有社說、社榜、社談、談藪、筆記、雜著、文苑，等欄位。欄位的設立，影響中國大陸以外各地區的報紙極大，幾乎所有在中國大陸以外創設的報紙，都有欄位的設立，而且所設欄位，多受中國影響，特別是中國報紙中的雜著、詼諧、小說、粵謳等的欄位，更受到中國以外報紙的紛紛仿效。例如新加坡和馬來亞報紙編者設計與推出的欄目，像“詞苑＂、“文苑＂、“詞選＂是給文人發表作品，給知識份子閱讀的欄位；“諧著＂、“諧談＂、“諧文＂、“笑柄＂具市民趣味，是給一般大衆讀者閱讀的欄位，“粵謳＂、“南音＂、“班本＂則是雅俗共賞的園地。目的雖然出於照顧文學作者需要與滿足讀者興趣的考慮，其實也是中國報紙啓發、流傳、影響的結果。而且中國以外的報紙欄位，比之於中國，更有變本加厲之勢。有些欄位，在名堂上更加美化，例如馬來亞吉隆坡的《益群報》每日第七頁，設立各種文藝欄位來容納不同性質不同類別的文學作品。其中有刊登與教育問題有關的作品的“教育界”、供作者發揮自由思想的“自由神”、登載文言小說的“小說界”或“小說”欄、刊載舊詩詞的“蕊珠宮”、敍述各地民生民風的作品的“采風篇”和“問俗篇”、登載銘文，粵謳，笑話，等等的“妙蓮台”等等。“自由神”、“蕊珠宮”、“采風篇”、“問俗篇”、“妙蓮台”等名目就比中國報紙的許多欄目名稱要美雅得多了。變本加厲的還包括爲吸引讀者而巧立的各種“小說”名堂，單是《叻報》的小說欄位，就有以下的種類：“哀情小說”，“滑稽小說”，“實事小說”，“社會小說”，“報應小說”，“寓言小說”，“道德小說”，“偵探小說”，“騙術小說”，“述異小說”，“言情小說”，“規諷小說”，“記事小說”，“怪異小說”，“果報小說”，“俠義小說”，“義俠小說”，“懲謹小說”，“瘟疫小說”，“家庭小說”，“哀遇小說”，“哀豔小說”，“驚言小說”，“黑幕小說”，“警世小說”，“冤情小說”，“俠情小說”，“苦情小說”，“幻情小說”，“華僑小說”， “抒情小說”，“諷世小說”，等等。[2]
二戰之前，中 國 刊 期 最 長 的 副 刊 是 上 海《申 報》的《自 由 談》。這 份 副 刊 於 1911 年 ８ 月 24 日 創 刊，中 間 除 了 停 刊 三 年 之 外，都 持 續 出 版，維 持 大 約 35 年 之 久。有 些 新 馬 報 章 副 刊，能 夠 堅 持 數 十 年 之 久，顯 然 是 受 到 中 國 報 章 這 類 副 刊 的 感 召 的。如《南 洋 商 報》的《商 餘 雜 志》，《星 洲 日 報 》的 《繁 星》，《光 華 日 報 》 的《光 華 雜 志》，《新 國 民 日 報》副 刊《新 國 民 雜 志》，所 持 續 的 時 間 都 非 常 的 長。
中國期刊或報章副刊，有純文學性的，甚至有以文體爲主的出版物。例如在 1904創設的《二十世紀大舞臺》是一份戲劇刊物。1892年韓子雲創設的《海上奇書》，1902年梁啓超創設的《新小說》，都是小說雜誌。新馬會有純文學性的雜誌與副刊，如《新國民日報》的副刊《南風》，甚至有以個別文體爲主的雜誌或副刊，如《南洋文藝》、也應當是淵源於此。
刊物主持人—編者，在爲所編輯的刊物預設未來的路向時，所提出的主張常常受到傳播主體地區的影響。瞭解這種影響以及影響的流程，可以讓我們瞭解文學思潮移動，以及地區與地區閑文學的緊密聯繫。例如二十年代中期中國流行革命文學理論，這裏論劉傳到馬來亞，就成爲刊物編者預設的未來路向，《檳城新報》接受革命文學理論比較晚，不過當第一個文學副刊《椰風》創設的那一天，便在發刊詞如此宣佈：“布林文學既成過去，自有當代的文學繼起。目前是一個狂風暴雨的大時代，自然需要適合狂風暴雨時代條件的文學，普羅文學因了社會意識繼相的反映，稟賦了歷史任務，肩負著時代的使命，而繼代著布林文學時間與空間領域而努力她文化的新工程。”[3]革命文學理論，是二十年代新加坡和馬來亞盛行的文學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廣泛見之于編者創設刊物的發刊辭中，也廣泛見之于當時文學論者所提出的許多理論文字，其中衣虹、悠悠、滔滔等人就是傑出的革命文學論者。[4]
探討作者在不同地區移動，對不同地同究竟所起的影響，也是很有趣以及富具意義的事。許傑在南來馬來亞吉隆坡之前，已經是成名的中國小說作者，他也是一位革命文學的支持者。南來馬來亞後，於是在革命文學理論的推動上，就有因地制宜的改變。他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如陳翔冰等人，一方面強調文學迅速朝向革命文學發展的迫切性，堅定地說：“編者在《枯島》上曾提出兩個簡單的標語，即同情與反抗。同情的自然是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衆，而反抗的也當然是同情的階級的敵人了。從同情與反抗的兩層精神出發，於是我們在南洋的文藝界中，樹起了一支歌名文學的大旗，在這大旗下，站著許多努力戰鬥的青年。”[5]另一方面他們又發覺這裏盛行南洋文學色彩的理論，爲了更好地推行革命文學，就將革命文學理論和提倡南洋色彩的意見巧妙的結合起來，而同時要求：“《枯島》的産地，是在南洋，所以《枯島》應該負創作，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藝的使命。”[6]
文學運動的傳播，更讓我們深切瞭解探討文學問題，絕對不能無視文學傳播的重要性。五四白話文運動是一場震天動地的文學運動，影響所及，各個地區紛紛棄用文言文，取用白話文。然而白話文在各個不同地區的流傳有不同的道路，瞭解白話文在不同地區流動影響的情形，可以增加我們對不同地區文學的理解。
在中國大陸，白話文的提倡引起舊文學作者的不安與不滿。林紓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發表了《古文與白話的相消長》，提出“古文者白話文之根底，無古文安有白話”的主張。除了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力陳新文學運動者之非外，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妖夢》，擬借外力來壓制新文學運動。[7]而在南京的胡先驌寫了《中國改良文學論》批評陳獨秀、胡適的言論過於偏激，力陳白話文不能取代古文，白話文必以古文爲根基的道理。1925年間，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期還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一篇論文抨擊新文化提倡者於“新舊”傳承、推行新文化運動方式之謬誤。這些反對白話文與新文化的看法，自然也引起新文學運動提倡者的大力反駁。早期的中國白話文就是在與舊文體作者的論爭中逐漸成長。五四運動發生後，新加坡與馬來亞報章刊載有關的消息，是該運動發生十天後的事。馬來亞的《檳城新報》於1919年5月15日刊登有關的新聞，新加坡的《振南日報》於5月16日報道此項消息。新馬華人社會對五四運動的反應頗爲強烈，但是對五四白話文學運動的熱烈反應，來得頗遲。1919年9月，林克諧在一篇發表於《叻報》的文章中支援與提倡白話文，可以說相當早針對這一問題提出意見的作品。[8]林克諧這篇文章，還是取用文言文形式寫作，所論，也還是止於學校。1919年10月1日張叔耐所說，就針對白話文在整個社會的使用而發言。他在新加坡《新國民日報》發刊這一天，用白話文寫發刊詞，其中說：“報紙是開通風氣的東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滿口之乎者也，說著經書上的話頭，孔孟的道理，只討好了舊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贊成，並且也不太合時宜。”不但解釋該報之所以提倡白話文的原因，也顯示了他是從大衆傳播普遍性的角度來提倡白話文的。而在新加坡和馬來亞，白話文的傳播歷程，也和中國不同。在新馬，當時南來新馬的中國人民，不識字的不少，屬於下層工作的人士很多，在這種傳播環境下，傳播者在傳播媒介上是沒有太多選擇的，在報紙消費的考慮下，他們認識到要照顧這些民衆的閱讀，只有用白話文寫作，有廣泛的提倡白話文，因此在新馬，我們看到了白話文傳播的方式是溫和的，提倡白話文的，不是什麽新派文學人物，而是擔任報紙編輯職務個個是舊文學好手的編輯，這類吊詭現象的出現。
魯迅沒有到過東南亞，然而魯迅在東南亞的影響是巨大的。他逝世時在東南亞引起的震撼，是探討東南亞華文文學不可忽視的課題。他的雜文，在東南亞引起的廣泛模仿於學習，它的小說作品，在東南亞引起的衆多討論，都是作者無形的移動帶來的傳播上的衝擊。而郁達夫則是親身遠赴東南亞，並在東南亞積極參與文學的耕耘，要全面瞭解魯迅和郁達夫這樣的文學人物，單只是探討他們在中國，或者在東南亞的活動是不夠的，從文學傳播，就可以得到比較全面的瞭解。
結語
以上的分析說明了文學傳播的探討在東南亞區域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其實，它的重要性遠不止於以上所說的幾點。記得去年蘇州大學曹惠民教授到臺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演講。我有幸擔任這場演講的主席。曹教授在演講中提到世界華文文學的定義，內涵，以及世界華文文學書寫的問題。他強調世界華文文學是不應該包括中國大陸的文學在內的，理由是如果世界華文文學包括中國大陸文學，那世界華文文學的包含量將非常巨大，在世界華文文學中，中國大陸文學和其他各地文學相比，將顯得不成比例。把中國大陸文學包括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範圍之內，所寫的世界華文文學史，將顯得輕重不均。
我在會場上表示不同意曹教授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看法。我認爲：用“世界華文文學”來稱呼中國以外的“海外華文文學”，而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環球華文文學，十分不恰當。這不但不符合當前的華文文學有多個板塊的現狀，而且將中國孤立在世界之外，不是明智的做法。因此我非常同意廈門大學周甯教授給世界華文文學所作的說明：“世界華文文學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它形成一個精神共同體，使用統一的語言，源于共同文學傳統的審美價值，擁有共同的作者群、讀者群、媒介、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
至於說中國文學量大作品多，與其他世界各地華文文學不相稱，會影響世界華文文學史的書寫。我認爲：這是另一個問題，是關於世界華文文學書寫的問題，這和世界華文文學的內涵無關，不能混淆兩者來討論。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的書寫，我其實有另一個意見，如果我們脫離世界華文文學史是個別地區文學發展分別敍述的思考，而用傳播的眼光，來探討歷代重要文學課題，重要文學思潮，重要文學口號、重要文學作者、重要文學作品等等在不同地區流傳的場域、過程、影響等等的，這樣所書寫的世界華文文學史，就可以把各地區文學的流動作有機的詮釋，讓各地區的文學歷程的互動關係更加緊密的結合起來。我殷切的希望，將來有一天，這樣的文學史能在各個學者努力之下，撰述出來。
[1] 見楊松年《給書寫臺灣文學史提一些意見： 整理新馬華文文學史的經驗 》，原文發表于臺灣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11月22日至24日。台南市，臺灣。
[2] 參閱楊松年《1900年至1920年臺灣新馬舊體問題文學之比較研究》。龔鵬程、楊松年等編《21世紀臺灣、東南亞的文化與文學》。臺北：南洋學社，2002年11月。頁85-96。
[3] 見編者《露布》。1929年4 月27日的《檳城新報》副刊《椰風》創刊號。
[4] 衣虹、悠悠、滔滔等人的有關論文科參閱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理論一集》。新加坡：世界書局。
[5] 《枯島》第15期編後話《尾巴的尾巴》。1928年11月30日《益群日報》。
[6] 《枯島》第10期編後話《尾巴的尾巴》。1928年10月25日《益群日報》。
[7]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新文學思潮論》（上海：生活書店，1939）， 頁45。
[8] 林克諧《欲言語統一非改編小學國文課本爲白話文不爲功》。新加坡《叻報》。191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