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在新馬的傳播：回顧與前瞻
台灣佛光 大學文學系專任教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 創辦人
新馬處在東南亞一隅，在世界各強勢文化、文學的衝擊中，常常受到外來的影響。新馬華文文學揭開序幕時，中國文學便不斷地起著傳播與影響的作用。
新馬華文文學中的中國性，或中國成分，也就成爲許多人關注的課題。然而中國文學對新馬文學的傳播與影響，研究者固然曾加涉及，但我認爲還是不夠，還不足突顯新馬華文文學中複雜的中國屬性。本文擬從這個範圍來回顧過去中國文學和新馬的關係的一些方面，並在前瞻時談論整理文學史時對這課題所應持有的態度。
前曾撰寫《戰前中國文學與馬華文學的衝突與整合》[1]，主要從文章的層面論述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以及它在馬華文壇傳播時所出現的與馬華文學整合和衝突的情形。從文章的層面來看文學的傳播，所呈現的是比較平面的情況，這也是一般論文在探討文學流傳和影響時所採取的論述角度。本文打算換一個方向，從多元的傳播媒介和傳播操作著眼，來觀察中國文學在早期新馬文壇流傳和影響。從多元的傳播媒體和傳播操作入手，來看中國文學在馬華文壇流傳的現象，將可以見及文學傳播者在文學經營，文學活動操作的情形，所見到的將不只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
談到文學或文化傳播，儘管傳播理論曾經提到傳播的種種不同狀況，也爲傳播的現象製作了種種不同的圖表，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各種不同類型的傳播，總離不開有傳播者，傳播的媒體，傳播的內容，傳播的接受者和傳播的效應這幾個方面。[2]早期馬華文學的傳播媒介，主要依賴報刊，文學團體很少，影響不大，倒是在戲劇表演的傳播上，戲劇機構和社會團體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報刊、戲劇機構、社會團體等方面來看文學的傳播，自然可以多方面的看到文學傳播的種種情形，較之從文章的層面來觀察文學的流傳，這個角度就顯得立體和多元化的了。
一．從報紙和副刊的經營談中國文學的傳播
戰前馬華文學，深受中國的影響，中國文學媒體的種種操作，和中國文壇經常關心的課題，都深深的影響馬華文藝界。從最早的刊登文學作品的媒介來說，馬華以及中國以外許多地區的報紙之有文學欄位和副刊的設立，都是由於中國的報紙的有關操作所影響的。
中國沿海各地，被外國割裂爲多個勢力範圍。社會動蕩不安，經濟破産。沿海地區，特別是閩粵人民，紛紛移往他地。加上這時期的新馬殖民地政府，爲開闢新馬，發展新馬的經濟，需要大量的勞工，遂造成大量的閩粵人民移居這兩個地方，特別是當時仍屬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檳城，以及馬來亞的中心地，吉隆坡。中國南來的移民中有一些知識份子，他們的到來也把中國文學的經營方式和文學內涵帶來這些地區。一些作官的如左秉隆、黃遵憲也在這兒傳佈中華文化。[3]當時的南洋是文化的荒漠，中國文學、文化就在這些知識份子的傳播下，發展開來。舉一些例子說，當時文學發表的主要園地是報紙，當時新馬報紙的主要欄位或副刊就充滿中國的色彩。
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間，在新加坡創設的中文報紙有：《醫學報》（1901）、《圖南日報》（1904）、《南洋總彙報》（1906）、《中興日報》（1907）、《解毒報》（1907）、《西中星報》（1908）、《七州府法政憲報》（1908）、《晨報》（1909）、《南僑日報》（1911）、《振南日報》（1913）、《國民日報》（1914）、《國民雜誌》（1915）、《新華僑》（1917）、《養正學校月報》（1917）、《養正學校季刊》（1918）、《南洋育華》（1918），等等。在馬來亞創設的報刊有：《吉隆坡日報》（1909）、《四州七日報》（1910）、《光華日報》（1911）、《僑聲日報》（1911）、《南洋華僑雜誌》（1917）、《益群報》（1919），等等。
從當前可以見到的一些報紙看，當時新馬的文藝經營，顯然和其他地區一樣，深受中國的影響。中國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廣州和北京，文學出版非常發達。報紙是當時推動文學的重要媒介，在訊息的傳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第一份中文報紙不是創設在中國大陸或香港，而是在馬六甲，但其後中國各地奮起直追，在報業的經營上，就把新馬各地遠遠地跑在後頭。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報業已出現一片百家爭鳴的盛況。
當時許多報紙在競爭的情況下，爲爭取讀者，紛紛推出文藝欄位，後來，更在欄位的基礎上規劃副刊的設立。[4]以欄位爲例說，所設立的欄位元，有專刊文學作品的，有提供讀者知識的，更多的是詼諧、滑稽的故事、雜說，也有符合民衆要求的戲曲、民歌等等。
這裏舉出當時報紙所設欄位元的情況來說明。在1872年於上海設立的《申報》，就有“諭旨”、“宮門抄”、“考試文章和試題”、“詩歌”、“傳奇”、“小說”、“各地盜案”、“命案”等欄位。後來的發展越來越能符合讀者的需要，更有種種欄位之設，如1900年在上海創設的《文社日報》，有社說、社榜、社談、談藪、筆記、雜著、文苑，等欄位。
在上海、北京報業的影響下，中國其他地區，甚至中國以外的香港、日本東京、南洋、美國、澳大利亞，等地的中文報業也蓬勃發展起來，也紛紛設立工讀者閱讀的欄位。其中如1900年在香港設立的《中國旬報》，有論說、譯論、中外實事、中外電音、奏疏、11期後，有雜俎、粵謳、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欄位；1900年在日本東京設立的《開智錄》，有論說、言論自由錄、雜文、譯書、偉人小說、詞林、實事、笑談、粵謳等欄位，1907年在廣州設立的《中外小說林》，有近事小說、豔情小說、偵探小說、短篇小說、粵謳、龍舟、班本、白話等欄位，1908年同樣在廣州設立的《東莞日報》，有論說、史叢、文院、小說、偵探小說、雜俎、專件、演壇、班本、粵謳、諧文、邑事、國事、外事、諧藪等欄位。1911年廣州設立的另一份報紙《人權報》，有論說、要件、專電、命令、通訊、副刊、針針見血、小說、談叢、班本、歌曲、粵謳等欄位。在閱讀這時期的文藝欄位元和文藝作品時，最令人感興趣的是粵謳、班本、和龍舟歌等欄位元的設立和有關作品的刊載。
文藝欄位的設立，是爲了讀者的興趣。文學消費是編者考慮問題最關注的部分。新馬報紙編者爲了爭取讀者，也非常關注讀者的興趣，因此不但在報紙多設立欄位，更注意讀者特別的欄位，如小說，諧談，粵謳，龍舟歌，班本等。如新加坡《圖南日報》的文藝欄位，有“諧文”、“雜俎”、“粵謳”、“班本”、“詩詞”、“小說”等；《南僑日報》的文藝專欄，有“諧文”、“粵謳”、“班本”，“小說”、“
記事小說”、“孽情小說”、“神怪小說”、“談叢”，“文苑”、“南音”、“雜文”，等；《振南日報》的文藝專欄，有“小說”、“粵謳”、“趣聞”、“雜文”、“雜錄“、“談叢”、“新談叢”、“諧著”、“調查”、“班本”、“文苑”、“燈謎”、等；《星洲晨報》的文藝欄位，有雜文、諧文、諧著、雜俎、小說、詞苑、雜記、雜說、雜著、科學、談叢、閑評、趣評、趣談、史談、笑話、粵謳等；馬來亞吉隆坡《益群報》的文藝專欄，有“教育部”、“作述家”、“新思潮”、“自由神”、“小說界”或“小說”、“新小說”、另外有“蕊珠宮”刊載舊詩詞，“采風篇”，“問俗篇”取用敍述各地民生民風的作品，“妙蓮台”登載銘文、粵謳、笑話，等等。
其中擬特別提出的是小說、粵謳、龍舟歌、班本。
粵謳，也稱越謳、解心腔。清嘉慶年間，馮詢、招子庸在木魚歌和南音的基礎上發展成這類型曲藝。招子庸曾編撰粵謳一書，收集這類作品，並使這類作品廣泛流傳，乃引起研究界，甚至國際文學界的注意。英人金文泰曾將此書譯爲英文出版，葡萄牙人庇山也譯爲葡萄牙文出版。粵謳本多男女歡情的內容。1911年前後，革命党人也利用這一體制注入革命的內容。男女歡情的粵謳，和具有革命內容的粵謳，在新加坡和馬來亞，都有它們的市場，獲得編者和讀者的鍾愛。後來粵謳作者更以這種文藝體制來諷刺時政，也受時人的歡迎。丘菽園《招子庸粵謳》道：“近來志士遠追金元，旁效歐美，有取夫謳歌變俗之義。無論日報旬報，皆有歌謠一門，而粵謳尤多，則以粵人多任報中記者之故耳。”[5]暫且不論新馬報紙爲何粵謳作品衆多的原因，從這些作品看，也是除了男歡女愛的主題外，經常穿插時事的內容。
“龍舟歌”，亦稱“龍舟”。原于端午節賽龍舟時唱的曲詞。這類曲詞，原是爲龍王頌唱的。清幹隆時期已流行於廣州等三角洲一帶。曲目有些是以木魚書歌唱，有些是藝人自編自唱。在報紙刊登的龍舟歌，多爲文學作者所編制的。1911年前後，革命党人利用民間喜愛的龍舟各形式，注入革命的內涵，來宣傳革命，這種做法，也受到新加坡和馬來亞編者和讀者的歡迎。當時在新馬刊登的這類作品，就有不少是含有革命的內涵的。[6]
“南音”是廣東曲藝的一種，是在木魚歌和龍舟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幹隆和嘉慶間，民間已流行這類體制的曲藝。清末民初，南音也和龍舟歌一樣，注入新的內容，在民間流行，也受到編者和讀者的偏愛。新加坡《南僑日報》曾登載了偉三郎的《時事感懷》、厲的《蒙人自歎》、石頭的《新人舊人》、賡的《袁世凱自歎》[7]、《難民訴苦》[8]等的南音。這些都是注入新內容，富有時代氣息的作品，從題目《時事感懷》、《蒙人自歎》、《新人舊人》、《袁世凱自歎》、《難民訴苦》等，可知一斑。
這些欄位的設立，沿用中國報紙的運作方式。而且新馬華文報紙在文藝欄位的設立上，有比中國報紙變本加厲之勢。如喜愛舊詩詞作品的丘菽園，在所創辦的《天南新報》中，爲所刊登的詩詞之作，就訂立了多個欄位名稱：“詞章雜錄”、“詩章雜錄”、“詞章雜鈔”、
“詞人妙翰”、“詩章附刊”、“詩章附錄”、“詩章照刊”、“來稿照刊”、“女史妙翰”等。
刊載小說作品時，中國編者喜歡將作品分類刊登。新馬編者也是如此，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新加坡的《叻報》，對刊載的作品分類，就有以下衆多類別的現象出現：除了列爲一般類的“小說”外，竟然有“哀情小說”，“滑稽小說”，“實事小說”，“社會小說”，“報應小說”，“寓言小說”，“道德小說”，“偵探小說”，“騙術小說”，“述異小說”，“言情小說”，“規諷小說”，“記事小說”，“怪異小說”，“果報小說”，“俠義小說”，“義俠小說”，“懲謹小說”，“瘟疫小說”，“家庭小說”，“哀遇小說”，“哀艶小說”，“驚言小說”，“黑幕小說”，“警世小說”，“冤情小說”，“俠情小說”，“苦情小說”，“幻情小說”，“華僑小說”，“抒情小說”，“諷世小說”，等等的名目。
欄位多，報紙版面顯得不整齊，零亂，於是編者就將所擬刊出的欄位整理一番，而冠以一個刊名，這就是副刊了。副刊也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壇的。孫伏園編輯的《晨報副雋》是最早用副刊來命名報紙的文藝版位的。新馬受到影響，也在版面的經營設置上加工。於是各式各樣的副刊也隨著出現了。副刊更成爲早期新馬華文文學的主要發表園地，早期新馬作者對副刊的依賴，遠非中國所能比。
相對於文藝欄位來說，由於副刊比較有綜合性與系統性，因此更方便編者在創設副刊時，可以作較整體的規劃，與作鮮明的要求。甚至在編刊的過程，對有關刊物有何想法，有何要求，也可以在某一期副刊的刊首語提出他的意見和看法。以新加坡《國民日報》的副刊爲例說明吧。《國民日報》創設於1914年5月，1919年4月推出第一個副刊《國民俱樂部》，1919年6月，改組這個副刊，另定名爲“新國民”。定名爲新國民的原因，是要“新我國民”，而要“新我國民”，編者極力強調步趨世界新潮流的重要性，他說：“世界爲進化的，亦趨新的，欲立國於世界斯不能不順此趨新之潮流。”而國家要趨新，需先新其國民，所以他又說：“顧國家也，皆無機物也，其新的程度若何，胥視我國民之新的程度若何而定之。”要新國民，那麽文學教育就很重要了，這是編者改組《國民俱樂部》爲《新國民》的原因。編者說：“從今本部特改《新國民》，本此志也，內容悉以容納世界最新思潮、最新學說，冀一新我國民之耳目，亦聊盡我言論界之責任于萬一雲耳。”[9]新我國民＂，而要“新我國民＂，編者極力強調步趨世界新潮流的
副刊從某一角度說，是早期新馬華文文學經營的一大特色；副刊學，更是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文學史的最重要的部分。這和中國文學的經營很不一樣，也使得新馬華文文學史的書寫與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有很大的不同。[10]
二．從傳播的訊息談中國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中國文學的理念、思潮從一開始就通過各種傳播的管道對新馬華文文學發生影響。從五四新思想的傳播、白話文的提倡到較後的創造社主張的影響、革命文學的倡導、國防文學口號的引介、抗戰文學大旗的高舉等等，在在顯示中國文學不斷地向新馬文學的輸入與傳送。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傳播的結果所出現的情況，也就是傳播的效果常識由於不同的狀況而出現不同的“接受”，其中包括“不接受”的“接受”。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新馬社會，是一個極爲保守的、封建的社會，許多人都慨歎社會缺乏是非善惡的標準。[11]社會的改革，使許多人的心願，因此新思想的傳播，也就有廣大的空間，“新”的要求，可以在許多副刊的欄爲和刊名看到，例如《益群報》的副刊《自由談》，幾個幾個冠以“新”字欄位的增加顯示這方面的要求：“新思潮”、“新文藝”、“新歌謠”、“新小說”、“新劇本”；《新國民雜誌》也設立多個定名爲“新思潮”、“新聞華”、“新小說”、“新政事”、“新文藝”、“新劇”、“新教育”、“新政潮”等的欄位；“新”的盼望，“新”的期待，較之傳播者，更爲殷切。
在中國，白話文的醞釀，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早在十九世紀末，民間已經有許多白話報的出現，這些報紙，或有關政治、社會等訊息的宣傳，由於照顧到讀者的閱讀，覺得應採用白話文，可以收到更大的宣傳效能。從1920年以前的中國署名白話報的報紙看，就可以瞭解其中的情況。象《無錫白話報》，（1898）、《中國官音白話報》（1898）、《廣州白話報》（1898）、《山西白話報》（1903）、《陝西白話演說報、》（1906）、《廣東白話報》（1907）、《太倉白話報》（1907）、
《天津白話報》（1910）、《長沙地方自治白話報》（1910）、《大江白話報》（湖北）（1910）、《上海白話報》（1910）、《大江報》（湖北）（1911）、等等，都是地方報紙。報紙負責人顯然是從讀者的角度考慮，出版這類報紙，達到宣傳的目的。所以，一些地區，爲開啓民智，於是另有開智白話報的創設，[12]爲宣傳衛生，而有衛生白話報的創設，[13]爲政治宣傳，而有公民白話報，[14]白話愛國報，[15]等等。這些報紙的紛紛創設，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示：白話文在五四運動之前，已經在民間頗爲廣泛的流行了。它缺乏的是一些有力的傳播者的號召，缺乏的是具有優勢的社會場域，缺乏有力的傳播媒介爆炸性的提出，缺乏具有理論系統的傳播內容，因此《新青年》新文學的提倡，白話文運動展開的號召，是“因勢隨風起”的及時行爲，從而讓新文學運動得以在這之前已有廣泛基礎的民間環境中迅速展開。
然而文學的流傳，所進行的方式，也需要依據不同地區的閱讀的情形，而有所改變。在新馬，當時南來新馬的中國人民，“中間目不識丁者，原來不少，可是略解之，無粗曉文字的，也多多呢！”在這些民衆中，“十個九個是做苦工，或店夥，或販夫，或木匠，或土工，或剪發，或洗衣，或粗咕哩，或挪車夫，等等”[16]在這種傳播環境下，傳播者在傳播媒介上是沒有太多選擇的，如當時《新國民日報》的主筆張叔耐就表示：“報紙是開通風氣的東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行，若滿口之乎者也，說著經書上的話頭，孔孟的道理，只討好了舊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贊成，並且也不太合乎時宜。”[17]瞭解這一點，就不會爲新馬傳播白話文的方式和中國有顯著的不同而驚訝了。在新馬，傳播新文學，提倡白話文的，不是什麽新派文學人物，而是擔任報紙編輯職務，個個都是舊文學好手編輯，象張叔耐這樣的人物。也不會爲在新馬傳播者竟然用文言文的寫作來倡導新思想，甚至提倡白話文而感到驚奇。就是這些舊文學作者，從傳播的現實環境的狀況考慮，從讀者的需要的層面考慮，從文學的消費要求考慮，才有以上吊詭現象的出現。
在新馬倡導革命文學，傳播者從傳播的現實環境考慮，就不能無視當時新馬文學的狀況，而只是無條件地搬取中國的文學理論、文學口號。許傑在南來吉隆坡前，已經是成名的中國小說作者，他也是革命文學的支持者。南來馬來亞後，發覺南洋有南洋的特殊情形，於是在革命文學理論的推動，就有因地制宜的改變。他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如陳翔冰等人，非常強調文學迅速朝向革命文學發展的迫切性，不過也和其他革命文學理論傳播者一樣，發覺這裏盛行南洋文學色彩的理論，爲了更好地推行革命文學，於是一方面堅定地說：“編者在《枯島》上曾提出兩個簡單的標語，即同情與反抗。同情的自然是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衆，而反抗的也當然是同情的階級的敵人了。從同情與反抗的兩層精神出發，於是我們在南洋的文藝界中，樹起了一支革命文學的大旗，在這大旗下，站著許多努力戰鬥的青年。”[18]另一方面說：“《枯島》的産地，是在南洋，所以《枯島》應該負創作，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藝的使命。”[19]這就和滔滔等人的“加入世界文藝思潮是波濤澎湃的洪流，那麽，南國文藝便是這波濤澎湃的洪流中底一條支流，方向是朝著這洪流去，而支流自身也有它的特質與顔色。這特質與顔色就是南國文藝的地方色彩的衣裳。我們不要忽略這兒的地方色彩，更不要忘掉時代的方向。假使忘掉時代的篇章，便是沒有生命的枯體，忽略地方的色彩，也只是過廣的牡丹。總之，我們需要的文藝是穿上地方色彩的衣裳而向著偉大潮流的普羅文藝”，[20]相應成趣。革命文學就這樣與南洋色彩文學的主張整合，融入新馬華文文學的史流。
文學的傳播也有碰上不受接受的時候。抗戰文學或戰時文學的口號的輸入就引起論者的非議。非議者以爲，新馬與中國相隔遙遠，在抗日時刻，中國處於戰爭狀況之中，戰後彌漫，槍聲隆隆。新馬卻是一片安寧，在這裏，能爲中國服務的，只能救亡，而非抗戰。在這裏，更完全不是“戰時”狀態。所以小紅乃對那些無視新馬狀況，只會搬取中國文學口號的人表示不滿，從而提出“南洋華僑救亡文學”的口號。[21]小紅的意見雖然在當時抗戰情緒高漲時刻，受到不少論者的批評。這些人多認爲在非常時刻，應該一致團結對外，而不應在口號名稱上浪費口舌生命來反對小紅。不過平心而論，小紅是有他的道理的，而中國文學也在碰上這樣的有道理的言論中，遇到障礙。[22]
中國文壇盛行國防文學等口號，於是馬來亞文藝界的一些人也跟著嚷起同樣的聲音，曾艾狄於是嘲笑道：“馬來亞文壇本來也可說往往是搬屍的，國內無聊文人的出賣死屍，從私人身上榨取版資，馬來亞的雜文則是靠國內的言論搬屍過來榨取稿費。”[23]他堅持“馬來亞應該有馬來亞文藝的生命，馬來亞文藝界應該不是只搬屍的公式主義的理論。”遇上曾艾狄這樣的人，中國文學的傳播自然也添加了障礙。[24]
本地意識的逐漸增長，以至於壯大，中國文學的傳播與上對手。戰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提出，堅決指出馬華文藝與中國文學的不同點，甚至直指馬華文學和中國文學所處的位置是對立的位置，沒有獨特性的文學，是僑民文學（中國文學），[25]嘲笑中國作家手拿報紙而眼望天外的不科學，不現實的態度，譏笑在新馬的中國作家爲逃難作家。僑民文學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筆戰，宣告馬華文學本地意識的騰漲，指示文學今後可以開展的自我道路。這又是中國文學在新馬傳播所碰上的另一宗“不接受”的案例。[26]
在觀察中國文學在新馬的傳播時，另一個令我深感興趣的是，新馬傳播文學者，非常重視傳播時的群體力量，這是很獨特的現象。當1929年曾聖倡導南洋色彩的文學，要以血和汗來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時，就表示這種文藝的鑄造，需要群體的參與。他在《醒醒吧！星城的藝人》一文中就以這樣充滿感情的語調呼籲：“新的時代禮無天才，她只有平庸的匠人，所以我們不找珠與寶石，我們不高興風與月砌成的寶座，我們只顧有忠實的匠人的毅力，一槌一槌的，一層一層的鑄造我們的鐵塔。”[27]因此在推展一些重大的文藝活動上，新馬的文藝傳播人士，總是取用集思廣益的方式，以求有利的方式來推行。例如在抗戰救亡時期，多數人認爲文學的通俗化，有助於抗戰救亡的宣傳。他們推行通俗文學的方式，首先舉辦座談會，聚合文藝界人士，來共同商討如何推行。在推行時，也共同商定運動綱領，有如軍隊出師的宣誓詞一樣，希望有關的運動能獲得群體的支援，甚至希望在這運動上得以組織統一戰線。戲劇活動也是一樣，在七七蘆溝橋梁事件發生後不久，新加坡的一個戲劇團體就提出一個《馬來亞戲劇運動綱領草案》。《草案》指出在抗戰時刻，戲劇所應扮演的角色，以及戲劇部門中的話劇所可以擔負的責任。《草案》表示：“在民族抗戰的今日，一切文化部門都應該在總動員的旗幟下努力。作爲藝術救亡武器的戲劇，以其特殊的機能，當然更應該站在先鋒的地位。但在戲劇中，話劇這一形態是最足以負起這一責任的。”所謂總動員，就是要集合群體的協作借戲劇來完成抗戰救亡的任務。爲達成這個目標，《草案》還提出四個基本理論綱領，[28]和三個行動目標。[29]
推行通俗文學也是如此，爲了這項活動，文藝界成立了馬來亞通俗文學運動委員會，並發表《通俗文學運動方案》和《開展南洋通俗文學運動綱要》，要以集體的力量，多方位地推行這項運動。[30]
所以當郁達夫剛來新馬時，檳城文學青年詢問郁氏關於如何發揚南洋文學的地方性時，鬱氏的答案時，南洋如果能出現一位大作家，好好地寫出十部百部以南洋爲中心的作品，南洋地方性的文藝，自然能夠成立。回答如何推廣文學大衆化和通俗化的問題時回答說：利用舊形式是文藝通俗化、大衆化的種種手段之一。手段不止一個，樣式也很多。各種手段不妨試試，因爲戲法人人彙編，巧妙各自不同，就受到新馬一些作者口誅筆伐，認爲他輕佻，說這種話不是一個嚴肅文藝工作者所應有的態度。[31]因爲中國和新馬兩地情況不同，背景不同，在新馬這個弱勢的文化地區發展文學，推動文學，大家一般上所持的態度，就猶如曾聖提所說的，“新的時代裏無天才，她只有平庸的匠人，所以我們不找珠與寶石，我們不高興風與月砌成的寶座，我們只顧有忠實的匠人的毅力，一槌一槌的，一層一層的鑄造我們的鐵塔。”郁達夫只是從作者的角度理論，而不從群體的力量考慮，難怪會引起一番爭論了。[32]
剛才提到戲劇團體和戲劇活動，在抗戰救亡時刻，如上文所說的，新馬文藝界都認爲戲劇是宣傳的犀利武器。因此在這期間，戲劇演出活動非常熱烈。戲劇團體和組織之多，是空前的；而演出活動的活躍，更不是任何時段的戲劇所能比擬。這時期的報紙，對當時戲劇活動，特別是大型和主要戲劇團體演出活動的報道，多非常的具體。從演出前的籌備、宣傳，演出地點和舞臺的佈置，演出時主要人物的演講，演出的具體情況，觀衆的反應，以及演出後新聞界、戲劇界和文學界的反映和批評，都可以在報紙的新聞版或文學版中看到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立體地向我們呈現了當時的一些情況，是戲劇學難得一見的景觀。所以我說，從多元的傳播媒體和傳播操作入手，來看中國文學在馬華文壇流傳的現象，將可以見及文學傳播者在文學經營，文學活動操作的情形，所見到的將不只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
三。回顧與前瞻
以上說明中國文學在新馬傳播所出現的一些情況，從這些說明，可以瞭解中國文學在早期的新馬文壇的影響是重大的。文學傳播的管道是多元的，其傳播不是順利的，也不是一相情願的。中間經過整合、辯論、甚至還有不接受的情況出現。現在的問題是，瞭解中國文學在新馬的傳播究竟有什麽意義，它對整個新馬華文文學史究竟又起怎麽樣的作用？能夠扮演怎麽樣的角色？或者也可以回答，早期在新馬流行的中國文學理論，與由中國南來的作者在新馬寫作的文藝作品，究竟能不能成爲新馬文學？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沿海地帶許多中國人南來，是不爭的事實。當時的新馬文壇，也多是由這些南來的文人經營，也是不可否認的實際情況。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早期在新馬文人辛勤耕耘努力，和所播下種子結成的果實。原鄉—異鄉—故鄉，這些變化亦成爲早期南來中國人回蕩心腸的記憶。原鄉原是他們牽腸挂肚的夢，異鄉本是他們很不熟悉寄寓的土地，然而他們在可能有選擇，也可能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居住下來。於是在原鄉與異鄉之外，他們又多了另一個故鄉。南來新馬的文人，也象當時其他中國人一樣，其他中國人帶來了技術、體力，在新馬開闢、經營，儘管在戰前這些人還是以中國人自居，我們仍然常說沒有這些先輩的經營，我們沒有今日的日子。南來的新馬文人，也將中國文學帶來新馬，又在新馬文藝園地開闢、經營，他們所努力生産的文學，有濃烈的中國影子，雖然他們也極力一槌一槌地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些前人所經營的文藝呢？在戰前我們先輩所經營建設的事業，它簡單，它規模很小，在今日來看，並沒有什麽看頭，然而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會承認它的價值、它的意義。這就是我們敬重先輩、敬重祖先的精神。同樣的，我們的文藝先輩，他們雖然來自中國，但他們在這裏創設副刊，創作文學，不管他們的出身爲何，不管他們的作品是如何的貧乏，如何的平淡，他們都爲我們的文學塗上了色彩。我認爲，這些都有它們的意義和價值的，我們也應該肯定他們在文學史的地位，我們應該發揮敬重這些文藝先輩的精神。
從另一個角度說，任何一種文學，任何一種文學人物，當他進入新馬的地區，在新馬耕耘，在新馬創作，在新馬展開各式各樣的文學活動，這些都是我們文學的遺産，文學的資産。我們的文學史將戰前或新馬獨立前的文學經歷割裂出去，將他們從我們的文學歷史的版圖驅逐出去，是兩手將我們的資産，我們的歷史奉獻給他人。這樣的做法，將會爲後代的新馬文學史讀者所唾棄。換句話說，在判斷什麽是馬華文學的問題上，我們的學者應該弄清除“應該是什麽”（what
should be）與“是什麽”（what is）之間的區別。混淆二者，將損害文學史的展現。
我認爲，文學史不是作家、作品史，文學史的舞臺，也絕對不只容納幾個主要的代表作家或作品而已。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文學史，應當是那個國家或地區人類文化活動史的部分。它除了論析文學作者與文學作品之外，還包括多方面問題的探討：如文學的經營的問題，其中又包括報章副刊與雜誌的編者爲何創辦有關的副刊或雜誌，他們容納稿件的標準爲何，取稿的原則又是怎樣？他們的編輯方針對當時或以後的文壇、社會有怎麽樣的影響？當時的文學團體又怎樣的運作？對文壇、社會又起著怎麽樣的作用？也包括文學的消費的課題，討論當時讀者的興趣如何左右文藝的出版與發表，編者如何引導讀者？如何衡量文學作品在發行上所起的影響？等等。特別是戰前，新馬華文文學作品的素質尚弱，文學作者經常具有如何寫出偉大作品的憂慮。然而，他們對文學的經營，可以說非常勤奮，也很認真照顧讀者的要求。我們從文學副刊編者在發刊詞的談話，在編後語的說明，在座談會的發言，以及在理論作品的宣示，都可以清楚瞭解這一點。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社會意義、文化意義，高於文學的意義。不論是理論或創作，經常糾纏著僑民意識與本土觀念的困擾，在這些困擾中展開他們的文學活動，文學創作，文學論述。這是我會在戰前文學史著中以“僑民意識和本土意識相互消長，作爲分期標準，以及作爲文學歷史發展論述主幹的原因，也是我會在各階段文學發展的論述中強調文學經營，特別是副刊經營的因素。
有人因此認爲我不注重文學作品的審美論析，這是一種誤解。戰前及戰後一段時期的新馬華文文學和七十年代以後的新馬華文文學是不太一樣的。獨立後的新馬文學發展也和前此的文學不同。七十年代以後的新馬文學作品的素質較高，新馬獨立後的知識份子，也沒有僑民意識和本土意識糾纏的困擾。有一天如果讓我著手論析新馬獨立後的文學史，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後的文學，我固然也會在文學經營、文學作者、作品，和文學消費三方面觀察文學發展的狀況，不過會把更多的筆墨置於作品的分析。
前曾提及，新馬處在東南亞一隅，在世界各強勢文化、文學的衝擊中，常常受到外來的影響。這種外來的文學傳播，隨著世界的發展步伐，隨著全球化的強勢運作，將越來越劇烈。如果說戰前和戰後的一段時期，新馬是受到中國大陸文學的強大影響，六七十年代後，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傳播到新馬，也起著巨大的影響。八九十年代，西方的文學理論也震撼著新馬文藝，提供人們閱讀文學、分析文學的新視角，開拓人們閱讀文學、分析文學的新視野。我們不能因爲有這些影響而視他們爲文學霸權，並加以排斥，更不能以這些不是本土的産物而加以廢棄。我們應該以更爲寬容，更有智慧的態度來整理我們的文學歷史。
[1]
楊松年《戰前中國文學與馬華文學的衝突與整合》。《漢學縱橫》（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頁155-179。
[2]
美國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早在1948年就指出傳播行爲包括以下幾個問題：誰（who）,說什么（says
what）,透過什么通道（in
which channel）,向誰（to whom）,産生什么樣的效果（with
wah effect）.見Lasswell,
H.D.“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誰（who）,說什么（says
what）,透過什么通道（in
which channel）,向誰（to whom）,産生什么樣的效果（with
wah effect）就包括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體，傳播接受者和傳播效應五個方面。
[3]十九世紀末中國知識份子南來，也給新馬帶爲數衆多的舊體詩。不但報章刊登不少舊文學作品，如《天南新報》登載不少邱菽園、丘逢甲等人的詩作；費信的《星槎勝覽》也載錄了馬來亞作者的舊體詩；一些作品還結集成書。例如邱菽園的《五百石洞天揮麈》於1899年在廣州出版，《菽園贅談》於1897年在香港出版。早在1901年出版的邱菽園的《揮麈拾遺》，就說明了早期馬來亞文壇活動的狀況：“近四五年中，餘所識能詩之士，流寓星洲中，先後凡數十輩，固南洋荒服歷來未有之盛也。”文中並舉出當時的詩人有：李季琛、孔經、許南英、張驤、葉芾棠、林祗曾、鄧家驤、鄭文治、陳繼儼、陳廷鳳、力鏘、王勳、王恩翔、梁炳光、梁啓超、丘逢甲、康祖詒、林鴻蓀、徐亮詮、黎樹勳、秦鼎彜等人。此外，于斌椿、左秉隆、康有爲、胡漢民、汪精衛、陳寶琛、黃遵憲、楊雲史、王芝、葉季允、何漁鼓、陳省堂、吳鈍如、李清輝、吳鈍如等也留下不少篇章。當時的文人，結社聯誼，振興文教。左秉隆就曾設立會賢社，黃遵憲也成立圖南社振興文風。
[4]
1872年4月發刊的上海＜申報＞爲了與＜上海新報＞競爭，內容上
在新聞，廣告之外，加入文藝作品，以吸引讀者。這些作品，雖然是穿插在新聞之間，或是在新聞之後，沒有自己的版位，文人對這樣的處理是極爲歡迎的。由於反應熱烈，＜申報＞乃于同年創設＜瀛寰瑣記＞月刊，來容納這些作品。
[5]邱菽園《招子庸粵謳》。1914年6月22日《振南日報》。
[7]1913年7月24日《南僑日報》。
[8]1913年8月20日《南僑日報》
[9]見1919年6月20日《國民日報》。
[10]
有關早期新馬華文報紙副刊的盛況，多位文史學者已經有專著、專文說明。此不重述。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各書論書各階段馬華新文學史，都先舉文學副刊分析，而後論書作者和作品。楊松年更有專書討論新馬華文文學副刊。詳楊 松 年 、 周 維 介 《 新 加 坡 早 期 華
文 報 章 文 藝 副 刊 研 究 （ 1927-1930） 》
。 新 加 坡 ﹕ 教 育 出 版 社 ， 1980年；楊
松 年 《 戰 前 新 馬 報 章 文 藝 副 刊 析 論 》 。 新 加
坡 ﹕ 同 安 會 館 ， 1986年；楊
松 年 《 南 洋 商 報 副 刊 〈 獅 聲 〉 研 究 》 。 新 加
坡 ﹕ 同 安 會 館 ， 1990年 。論 文 見楊松年《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新加坡同安會館。1990年。楊松年《〈新國民日報〉與二十年代的新馬文學》。《人文》。1982年5月17日、24日《南洋商報》。楊松年《〈南洋商報〉副刊與新馬華文文學》。《人文》。1983年5月9日、16日、23日、30日及6月5日《聯合早報》。柯思仁《戰前新馬的戲劇副刊與戲劇評論（1924－1941）》。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年。
[11]二十年代初期，當時的知識份子因舊制度、舊思想充斥當時的社會，於是設立副刊《新生活》，目的在改變社會現實，介紹新文化。見《新生活》的發刊詞。1923年9月23日《南洋商報》。二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叻報》副刊《星光》的編者段南奎在決定該刊的編輯走向時，就認爲當時“南洋的社會是沈淪的、墮落的、靜止的、停滯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會”，“思想界閉塞得不能再閉塞了。消極的、消閒的、樂天的、復古的、不健全的、提倡迷信的、迷戀骸骨的思想，彌漫在號稱維持社會理想之火花的知識階級之人群中”，因此，他們要通過這份刊物，“本著批判的態度，來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的價值。”
[12]
如1904年在廣州創設的《開智白話報》。
[13]
如1908年在上海創設的《衛生白話報》。
[14]
如1910年在天津創設的《公民白話報》。
[15]
如1900年在北京創設的〈白話愛國報〉。
[16]
嘯崖《通俗白話報亟宜倡辦》。1920年2月11日及13日《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
[17]
1919年10月1日《新國民日報》。
[18]
《枯島》第15期編後話《尾巴的尾巴》。1928年11月30日《益群日報》。
[19] 《枯島》第10期編後話《尾巴的尾巴》。1928年10月25日《益群日報》。
[20]
《墾荒》第1期。1930年5月10日。
[21]
見1938年2月21日《南洋商報》副刊《今日文學》。
[22]
詳閱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66-176。
[23]
曾艾狄《馬來亞文藝界漫畫》。1936年9月2日及9日《星洲日報》副刊《出版界》。
[24]
曾艾狄此文曾引起論爭。參閱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頁155-156。
[25]
淩佐《馬華文藝獨特性及其它》。1947年11月5日及7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26] 詳閱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頁226-231。
[27]
1929年1月18日《南洋商報》副刊《文藝周刊》第3期。
[28]
四個基本理論綱領爲：（一）爲救亡而從事戲劇運動，以話劇爲主體，推進其他一切戲劇形式。（二）提高戲劇藝術水準。（三）以戲劇力量教育大衆，組織大衆。（四）配合目前抗戰形勢，從事富有救亡意識及適應當地大衆需要的戲劇。
[29]
三個行動目標爲：（一）完成華僑救亡統一陣線。（二）完成戲劇救亡統一陣線。（三）加強戲劇運動者的教育工作。
[30]
見1938年12月24日《南洋商報》副刊《獅聲》及《總彙報》副刊《世紀風》。
[31]
郁達夫文章見1939年1月21日新加坡《星洲日報》和檳城《星檳日報》。
[32]詳閱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頁17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