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馬華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專任教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創辦人

學術會議舉辦當局希望我能寫關于“戰前馬華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論文。寫“回顧與前瞻”之類的文章，很容易流于陳年流水賬似的敘述，爲了避免出現這種現象，我打算從另一些角度來論析有關的問題。

有人以爲，“戰前馬華文學研究”始于戰後，這是不確切的。如果所謂戰前馬華文學研究，指的是“論析與探討1942年日軍南侵馬來亞之前的馬來亞華文文學”的話，那麽探討戰前馬來亞文學本質與方向等文學原理問題，介紹戰前馬來亞文學活動，批評戰前馬來亞作者和作品，以及有關戰前馬來亞文學史料的整理與文學史撰寫的著作，都應包括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中。

回顧戰前馬華文學的研究，我們必須重視戰前文學作者記錄與保存當時文學活動的資料。它提供了我們當時文學狀況的重要線索。舉個例子說，和其他地區一樣，十九世紀末馬來亞文壇主要流行的是舊體詩。不但報章刊登不少舊文學作品，如《天南新報》登載不少邱菽園、丘逢甲等人的詩作；費信的《星槎勝覽》也載錄了馬來亞作者的舊體詩；一些作品還結集成書。例如邱菽園的《五百石洞天揮麈》於1899年在廣州出版，《菽園贅談》於1897年在香港出版。而早在1901年出版的邱菽園的《揮麈拾遺》，就說明了早期馬來亞文壇活動的狀況，是爲早期馬來亞文學的珍貴史料，也可以說是研究早期馬華文學的著作。《揮麈拾遺》中云：

“近四五年中，餘所識能詩之士，流寓星洲中，先後凡數十輩，固南洋荒服曆來未有之盛也。”[1]

文中並舉出當時的詩人有：李季琛、孔經、許南英、張驤、葉芾棠、林祗曾、鄧家驤、鄭文治、陳繼儼、陳廷鳳、力鏘、王勳、王恩翔、梁炳光、梁啓超、丘逢甲、康祖詒、林鴻蓀、徐亮詮、黎樹勳、秦鼎彜等人。此外，於斌椿、左秉隆、康有爲、胡漢民、汪精衛、陳寶琛、黃遵憲、楊雲史、王芝、葉季允、何漁鼓、陳省堂、吳鈍如、李清輝、吳鈍如等也留下不少篇章。

早期的一些作品也反映了當時文人活動的情形。當時的文人，結社聯誼，振興文教。左秉隆就曾設立會賢社，黃遵憲也成立圖南社，一些敘述文社的作品，就曾涉及這些文社的功能、任務等問題，是研究文壇的珍貴資料。如黃遵憲言圖南社設立的原因道：

“新加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國視之，正當南離。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應運而出，而寂寂猶未之聞者，則多以董手乏人，而漸被之日尚淺也。遵憲不才，承乏此間，尤願與諸君子講道論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學術，竊冀數年之後，人才蔚起，有以應天文之象，儲國家之用，此則區區之心，朝夕引領，而企者矣。”

所以論者乃肯定文社在振興文風的作用。當時就有人肯定黃氏在振興文風的貢獻道：

“公則以培養人材爲己任，每接見紳士，輒勸以我輩華人，雖充英官，苟不學習華文，雖有美材，亦無出路等語，故於閩紳顔君永成、章君明雲等捐建義學，力爲申請欽使，特予褒嘉，以彰其美，且創設圖南社，課以策論，慨捐廉俸，鼓舞人心。”

早期的知識分子，也極爲關心當時文壇存在的問題。就編者的層面來說，不少編者探討當時的社會和文壇所存在的問題，從而定出他們編輯刊物的方向，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們因舊制度、舊思想充斥當時的社會，於是設立放開《新生活》，目的在改變社會現實，介紹新文化。[2]二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叻報》副刊《星光》的編者段南奎在決定該刊的編輯走向時，就認爲當時“南洋的社會是沈淪的、墮落的、靜止的、停滯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會”，“思想界閉塞得不能再閉塞了。消極的、消閑的、樂天的、複古的、不健全的、提倡迷信的、迷戀骸骨的思想，彌漫在號稱維持社會理想之火花的知識階級之人群中”，因此，他們要通過這份刊物，“本著批判的態度，來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的價值”[3]。

1929年，曾聖提在檢討當時的社會與文學情況時，禁不住慨歎道：“舊世界已經完了”，從而要求新加坡的文藝作者“穿過了椰子的長林，走上瀝青的馬路，馳進黑煙漫天的工廠，縋入暗無天日的礦洞”，“一縋一縋的，一層一層的，築造我們的藝術的鐵塔”[4]這鐵塔，不是普通的鐵塔，是“南洋文藝的鐵塔”，是1927年張金燕所呼籲的在南洋作品中樹立南洋的色彩[5]。1928年許傑在《益群日報》副刊《枯島》倡議南洋文藝應有其色彩[6]。當中國的革命文學主張傳入新馬時，文學副刊編者也以此作爲刊物的方針，並且在喊著：該刊離不開時代，更離不開時代的經濟的背景，它發著時代的呼聲。[7]《枯島》編者更尖銳地表示：該刊要求的是對下層社會的同情，和對上層社會的反抗，他批評懦弱、屈服的奴隸行爲，而呼籲各報反抗共同進行革命文學的工作。[8]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經濟不景氣嚴重地打擊新馬的經濟，新馬文壇閑適性的雜感文字與鴛鴦蝴蝶派的消閑文學大行其道，《新野》的編者就表示：“我們力求大衆化，而那般鴛鴦蝴蝶派的低沈消閑文學，談情頹廢的作品，八股式的巧弄玄奧無病呻吟，這一些作品我們比較喜歡容納。”[9]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後，中國人民群情激昂，南洋華人社會也高度沸騰。文學編者就表示：“馬來亞的事情，是中國事情的一部分，正如它是世界事情的一部分一樣。換句話說，今日中國及世界所進行著的那一場反法西斯的偉大鬥爭，是滲進馬來亞富饒的土地裏面及勤苦的人民心中，而使她不複舊觀了。”[10]編者也在副刊上，呼籲大家在這動亂的時代中，團結在一起，努力殺退敵人，唱著大衆的聲音。[11]《新流》編者馬康人說：“在文化思潮的崗位上，我們欲與解除大衆思想武裝的反動理論戰鬥，我們欲與麻醉大衆進步意識，分裂民族救亡陣線與有制造漢奸奴隸的思想理論決鬥：我們深信，只有通過理論思想的批判與戰鬥，理論思想的本身才能加速健全的發展，救亡圖存的運動，才能加速的推進！”[12]

就作者的層面說，他們也極爲關心與探討文學發展的各種問題。二十年代初期，當他們推進新文學、新文化時，他們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來檢討中國文化所存在的問題，[13]探討新文學的目的，和檢討新文化運動出現的問題[14]。當他們發現南洋文學的走向必須植根于南洋的社會時，他們堅決地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藝，並高亢地表示：“我雖然不是完全一個漂蕩南洋有名的馬六甲海峽的椰果，但是未學成時已在無野狗患的鄉土S埠培植到胡子刻滿嘴唇；黃河泥色的滔水，又雖未浸染過，但我的皮膚遺傳著祖宗舊衣裳，而黃薑、咖哩，把我腸胃醃實了，因此我對于南洋的色彩濃厚過祖宗的五經，飲椰漿多過於大禹治下的水了。”[15]甚至爲南洋色彩文藝的建設而高贊南洋的景物：“蒼翠的椰林，濃密的橡膠，茂盛的芭蕉，聳立的老樹，實在覺得可愛；兼之那富於雨量的氣候，一雨便成秋的熱帶的生活，似乎不無一點詩意；即如落日斜暉，我們在海邊眺望，大自然的壯麗奇偉，似不能說比中國的不好看些。然而我們的作家，卻熟視無睹，專去模仿－－不應該說冥想，而偏描寫些中國國內的景物，這頗使我費解了。”[16]就由於有這麽堅定的看法，才會使當時的作者有以下的一番話：“華僑是絕對不能離開南洋的，倘使必須應當要骨頭葬於故鄉，阿爾泰山正是我們祖宗底故鄉，那又須怎樣呢？由這一點，華僑忽略了自身在南洋的永久性，而至於忽略創造華僑的文化學術。”[17]

當革命文學在中國文壇盛傳的時，馬來亞文學作者也認爲這是馬華文學應走的道路。他們把革命文學理論介紹到馬來亞來，並稱革命文學爲新興文藝。他們暢談什麽是新興文藝[18]，分析馬來亞文藝的走向必定是朝向新興文藝的，也介紹新興文藝的意義[19]，新興文學的內容問題、新興文學的大衆化問題，[20]有些論者甚至看到新興文學與南洋色彩的文學有共通之處，從而提倡兩者的結合，如滔滔說：“假如世界文藝思潮是波濤澎湃的洪流，那麽南國文藝便是這波濤澎湃的洪流中底一條支流，方向是朝著這洪流去，而支流自身也有它的特質與顔色。這特質與顔色就是南國文藝的地方色彩的衣裳。我們不要忽略這兒的地方色采，更不要忘掉時代的方向。假使忘掉時代的篇章，便是沒有生命的枯體；忽略地方的色彩，也只是過廣的牡丹。”[21]

當文學中的本地意識更進一步的發展時，文學論者也發展馬來亞地方文學而熱烈地發言。1934年一位作者廢名在肯定南洋色彩文藝的基礎上，肯定馬來亞文藝，肯定馬來亞地方作家。同時，呼籲馬來亞的文學工作者“堅決地反對以上海才有文藝的謬誤的高調”，“除去趨附上海文壇去登龍的謬見”，並應該“有組織地團結起來共同擔負推進與提高馬來亞文藝的社會任務！”[22]三十年代中期，雜文作者喜愛搬取中國文學口號的現象就令具有強烈本地意識的曾艾狄撰文諷刺：“國內一二九學生運動潮的澎湃，接著便有所謂國防文學之熱鬧一時，馬來亞文壇本來也可說往往是搬屍的，國內無聊文人的出賣死屍，從死人身上榨取版資”，“靠國內的言論搬屍過來榨取稿費”。他強調：”馬來亞應該有馬來亞文藝的生命，馬來亞文藝界應該不是只搬屍的公式主義的理論。”[23]

抗戰救亡時期，論者在探討當時文學的走向時，就對抗戰文學提出種種的要求，他們強調文學必須反映抗戰的現實，如諦克《現階段馬來亞文學的主題》[24]、一息《文藝的現實性》[25]；強調作品必須體現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如金丁《什麽是抗戰文學》[26]，鐵抗《論馬華文藝》[27]；他們也建議展開多項運動來實現他們的計劃，如反法西斯文學運動，巴人《展開反法西斯文學運動》說：“馬來亞是防衛法西斯侵略者向太平洋挑戰的第二個堡壘，它需要用反法西斯文學去號召廣大民衆，保衛馬來亞。”[28]，其他作品尚有東方丙的《暴露法西斯的罪惡》、清才的《略談而已－－響應反侵略文學口號提出一點意見》[29]；等等。又如文學通俗化與大衆化運動，絮絮《論文藝通俗化問題》表示：新文學只影響上層知識分子，要廣泛影響群衆，就必須普及文學，使文學通俗化。[30]一些論者也把通俗化稱爲大衆化，風《通俗文學與連環圖畫》道：通俗文學就是大衆文學。[31]爲推行文學通俗化，他們甚至制定《開展南洋通俗文學運動綱要》，其中表明：一，在抗戰的今日，全體國民都該爲著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因此，現階段的文藝運動，必須是通俗的，大衆的；二，作爲提高群衆的抗戰意識、文化水准，通俗運動形成了今日南洋文藝工作者迫切的任務；三，在文學通俗化運動中，對舊形式的運用，必須有選擇，有修改，不是一成不變的抄襲；四，在推行上，必須建立分工合作的嚴整系統，必須動員一切文化界的友人參加這個運動，必須取得作者、讀者、發行者的密切合作，發起理論的研究，並創造大批的通俗讀物。[32]論者並建議多種文學形式的取用，來推廣通俗文學，如金丁建議采用章回小說和連環圖畫，[33]梅子建議取用大鼓、彈詞，[34]獨宜建議山歌、民歌、小調，[35]老蕾提倡報告文學，[36]吳天提倡街頭劇，[37]史明重視壁報和牆頭小說，[38]再如文藝通訊運動，這運動由鐵抗先在《世紀風》提出，並在新加坡設立總站，在吉隆坡成立分站，並在多個小山芭成立支站。金丁、漁光、石燕紅、思明、施五、張曙生、林英屏等人都大力支持這項運動。[39]

除了關注當時文學的走向之外，戰前的文學作者也沒有忽略文學刊物和文學作品的批評與介紹。象何采菽《我對於〈荒島〉的建設和改造》，就對《新國民日報》幾個副刊《晨星》、《新月》、《覺華》、《沙漠田》、《浩澤》、《人聲》與《荒島》提出了他的意見。[40]小泉的《〈新野〉引起了我說話》和瞻唏的《讀〈新野〉後》，都贊揚了《新國民日報》副刊《新野》編者的努力。[41]朱君魯《讀吧〈奧托〉六、七、八期》仔細地論析了《光華日報》副刊《奧托》上的一些作品。[42]編者也常發表文章，自我批評所編的刊物。健安《一月來》檢討了他接編一個月後副刊《晨星》的表現，[43]匡人自我檢討所編爲時大約一年的副刊《文藝周刊》。[44]李潤湖的《一年來的改造檢討》更反省他在1937年所編的《新國民日報》副刊《新路》和《新光》，文章詳細地論析這兩個副刊上的雜文、小說、散文、詩、書評與劇本等作品，並且簡明地述及《新光》這副刊今後的態度。[45]葉尼則提出他所編的《星中日報》副刊《星火》今後的工作方向、原則和展望。[46]馬六甲讀者也曾經爲《星中日報》副刊《星火》的編輯舉辦座談會，表示對有關刊物的關心，並且提出他們的批評和建議。[47]論者也沒有忘記介紹和評述文學雜誌、諦克《介紹〈南潮半月刊〉》、歐陽克辛《關于〈文藝長城〉》、寄鴻《〈文藝長城〉第二期》、都是這一類作品。[48]當然他們也沒有忘記單篇作品的評介，如丘士珍之批評饒楚瑜的小說《籠》。[49]

當時文藝界也經常針對當時文藝界所存在的問題展開討論，並探索文學的走向。二十年代中期，文學工作者致力於開墾文藝園地。沙漠的開墾需要一番策劃，也需要方向。文學所要反映的內容是什麽？所要朝向的道路是什麽？就引起文學工作者的關懷和爭議。文學應該反映時代，還是人性，也在檳城的《南洋時報》副刊《南洋的文藝》與新加坡的《星洲日報》副刊《野葩》展開熱烈的討論。[50]討論過程中，論者不但大量取用中國革命文學理論，並發揮到馬來亞的實際文學環境，中國新文學作者成仿吾的“真摯的人性＋審美的形式＝永遠的文學”的公式也得到堅持文學必須表露人性的論者的采用。倡導唯物文學的論者，則修改成仿吾的公式爲“現實的生活＋真摯的人性＋審美的形式＝時代的文學”，以強調社會現實與時代對文學的重要性。唯物文學觀的論者更強調文學必須服務普羅大衆，來反對文學單只是反映事物的真、善、美的觀點。一些反對唯物文學論者，則擡出更大的人群，認爲文學照顧的是全世界的人類，非只是爲一己的感情，也不是爲全人類中的小部分人士：普羅大衆。三十年代初期的馬來亞地方文學論爭，更堅定馬來亞文學發展的方向，而論爭的熱烈，使得馬來亞文學、馬來亞地方作家等名稱深深地打入當時讀者的心坎。[51]三十年代末期有關抗戰文學口號的論爭顯示：當時一些論者具有深厚的馬來亞感情，他們認爲適合於中國文壇的抗戰文學口號，不一定適合于馬來亞，因爲馬來亞有其特殊的地理與社會環境。而堅持中國文學口號也同樣適合于馬來亞文壇的，則以馬來亞華人同屬中國人民，馬來亞華人與中國人民同樣背負著中國悲慘的遭遇與命運，不需要在中國的抗戰文學口號之外，再提出另一個口號。他們認爲，如果再提出另一個口號，則有分裂抗戰救亡陣營之嫌。[52]這些涉及文學論爭的文字，都深化戰前馬華文學課題的探討與研究。

當時的文藝界也樹立起在每一個新的開始時總結前一年度文學發展情況的優良傳統。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景三在《一九三一年的華僑文藝》就分析一九三一年報章副刊、文藝雜誌的出版情形，也連帶述及美術、戲劇、電影各界的狀況。[53]文藝界對這項文學總結性的工作的反應是積極的，從這時期到抗戰前，多數報章如《光華日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新國民日報》的新年特刊爭相推出總結一年文學活動的文字。特別是《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尤爲積極。

兩家報章自1935年開始，至1941年，每年都請專人撰寫有關文字。[54]《新國民日報》和《光華日報》也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55]文學雜誌如《南島》的1935年新年特輯推出明慈的《一九三四年星洲華僑文化述要》、丘家珍的《一九三四年的馬來亞文壇概況》等文章。這些總結性的文章，多能從副刊、雜誌的出版、文學論爭、文學活動、包括戲劇活動等方面批評當時的文學。而且寫作者多數是當時有名氣的文人，更引起文藝界的注意。

戰後至今的“戰前馬華文學研究”，可以分爲三個階段論析：

戰後最初兩三年，文人收起戰亂所受的痛苦情緒，致力於複興文壇的重建工作，然而回想戰前共同努力文藝但現在卻因戰爭而犧牲的文學夥伴，不禁有哀傷之思。戰後初期論及戰前文藝的多是這類作品，如《總彙報》推出“追悼幾位殉難同事”的特輯，刊出悼念沈良牧、林潮平、彭佐良等文化人的文章。[56]王君實的去世，更引起不少作者的哀痛，作品有劉思的《哀君實兄》[57]、辜石如的《記王君實》[58]、葉冠複的《王君實之死》，[59]等等；上官豸也撰寫《三人行：王君實、鐵抗、郁達夫》，悼念王君實及戰前名編者與作者的鐵抗和郁達夫。[60]特別是郁達夫的殉難，尤其令當時和他一起逃亡蘇門答臘的同志以及其他友人的懷念，作品有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61]、林非心的《紀念郁達夫先生》、羅方的《郁達夫先生軼事》[62]、丁英的《郁達夫的悲哀》[63]、殷甫的《憶郁達夫先生》[64]、大白的《憶念郁達夫》[65]、鄭亞平的《憶郁達夫先生》[66]，等等。

1957年，新加坡維明公司將鐵亢在戰前所撰寫的論文作品結集出版成書，名爲《馬華文藝叢談》，然而該公司出版此書的意義，可以說紀念一位傑出寫作者的意義，強過于文學研究的意義。雖然書中的作品，如幾位寫序的作者所說的，“在缺乏新馬地方性的文藝理論書的現在，仍是良好的參考材料”，或“重新刊行問世，除了紀念死者這一個意義之外，是還不會失掉它的時間性，還可以供一般有志學習寫作的青年們作爲寫作上的參考資料”。[67]

然而有系統地進行馬華文學的史料整理與撰寫的工作也在這時候開始醞釀。方修是這項工作的先導者。在1957年春天，一位作者漂青借給方修一批戰前出版的《南洋周刊》等雜誌，引起他“希望能爲早期馬華文藝界的勞績留下一點紀錄，同時也給將來編寫馬來亞文學史的人略作參考”的構想。這構想使他在開始的階段完成一些論析馬華文壇往事的篇章，並將1957年8月至1958年3月間所寫成的這一類作品，集爲《馬華文壇往事》一書。[68]然而這些作品還是屬于單篇之作，大規模的撰寫工作仍有待發展。

在整理戰前文學史料，撰寫單篇作品的同時，方修在五十年代末期就致力於撰寫這段時期的馬華文學發展史。他把1920年至1942年的馬華文學分爲四個時期：

介紹各個時期文學副刊出版的狀況、作者和作品，以及主要的文學運動或思潮。所寫文章先刊登於新加坡的《星洲日報》，嗣後由世界書局出版成書：《馬華新文學史稿》，共分三卷。上卷出版於1962年2月，中卷出版於1963年12月，下卷出版於1965年6月。前兩個時期收於上卷，第三個時期列於中卷，後一個時期列於下卷。其體例主在介紹各個時期的主要文學副刊，文學運動或思潮，並論述主要的作者和作品。這部先驅性的巨著爲馬華文學研究帶來了生命力。後來一些文學論者會參與馬華文學史的撰述，顯然受到方修的帶動。1963年苗秀開始整理戰前馬華文學史的工作，寫成三十多篇單篇作品，發表于吉隆坡《通報》的星期刊，後又結集由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書名爲《馬華文學史話》。[69]比較方著與苗著，可以說，方著資料豐富，長於掌握文學曆史發展的縱橫論析，苗著擬貫穿馬華文學的時線展現曆史，但特點則只在對某些點、面作較深入的分析，因此苗秀將書名稱爲“史話”，實有先見之明。

促成六十年代戰前馬華文學研究蓬勃局面出現的因素，還須一提當時一些團體的努力。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在1960年8月18日晚在該大學文學院禮堂舉辦“馬華文藝起源及發展”座談會，會上就談到戰前的馬華文學、苗秀是發言者之一，[70]他之所以會在稍後從事馬華文學史的研究，這應當也是推動原因之一。中國語文學會後來在1964年出版《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一書。

從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開始，方修在整理戰前馬華文學工作上又有新的開展。先是編輯了一系列的馬華文學選集，其中有詩集、小說一集、二集、戲劇集，等等，於1968年至1970年間由新加坡世界書局出版。這些選集的編定，主要在爲出版馬華文學大系作准備。一兩年後，一套十本的馬華新文學大系出版了。其中包括：理論一集、二集、小說一集、二集、散文集、詩集、戲劇集、劇運特輯一集、二集，及出版史料集。這是繼中國新文學大系之後，華文新文學界出版的一套大系。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1年間馬華各文體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史料，使得一些戰前的馬華文學作品得以現形在讀者眼下，使得讀者能夠從作品的層面了解馬華各文體文學在各個階段的演變情況。意義之重大，自不在話下。同時，這套大系也刺激了李廷輝等人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編輯自戰後至新加坡獨立前的另一套新馬華文文學大系。[71]

1973年後，方修著手修訂他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在此書的《前記》中，作者對六十年代所寫的三卷《史稿》有以下的批評：“拙著《馬華新文學史稿》初版（三卷），乃以1960年上半年在星大圖書館搜集的一批資料爲基礎，於同年年底開始編寫，而於1961至65年陸續印出。當時因爲資料短絀，記述缺漏與論列失當的地方很多，對于馬華新文學發展的脈絡也交代得不夠清楚，所以總想設法加以一番補充修訂。”這當是作者修訂其史稿之因。修訂本兩卷於1975年及1976年分別出版。分期與初稿同，但內容結實得多了。

在方修傾全力整理馬華文學史之際，一些年青學子也開始研究馬華文學作品，如當時南洋大學同學就有以馬華作品爲題撰寫榮譽學位論文的，但規模甚小，不甚引人注意。[72]

七十年代末期，有一些年青的學者在方修等人所建立的基礎上，從事比較全面的資料搜集與比較細致與深入地探討戰前馬華文學的工作。[73]這類研究在八十年代之後，更達致高峰。有些學者致力於中國作家對新加坡文學影響的探討，[74]有些學者有計劃地進行一系列副刊的研究，[75]有些學者致力於編者和所編副刊關系的探討，[76]論者也針對戰前馬華文學作者作個案的研究，如郁達夫、張金燕、苗秀、曾聖提、曾華丁、曾玉羊、汪開競、羅依夫、林雪棠、吳仲青、竇秦白、許傑、陳練青、吳逸凡、黃征夫、李紫鳳、金丁、戴隱郎、王嘯平、張楚琨、胡愈之等人，是備受關注的對象，論者或專書論述，或單篇談析，構成馬華文學研究的豐富內容。[77]學術界也展開戰前階段文學的研究，或戰前不同文體的文學展開研究，有研究戲劇發展的，[78]有探討劇團活動的，[79]有研究劇本創作的，[80]有回顧戰前戲劇狀況的，[81]有研究文學理論的，[82]有研究小說發展的，[83]或論析經濟不景氣時期馬華文學情況的，[84]或論析五四前後的馬華文學的。[85]學者也積極地整理戰前及戰後的文學史料，有的編輯辭典，[86]有的介紹報刊，[87]有的編輯文學作品索引[88]，有的爲研究書目撰寫提要，[89]有的整理作者資料，[90]而在地緣與血緣的宗鄉會館活動走向國際化，人們熱烈地討論各地宗鄉在文化、政治、藝術、經濟等領域的貢獻時，學者也開始研究各地宗鄉在新馬的文學成就，[91]這一切，都給馬華文學研究帶來空前的熱鬧。

座談會、學術研討會的舉行也促進了戰前馬華文學的研究。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在八十年代中期舉辦馬華文學研討會。論者在回顧過去數十年馬華文學的發展時也探討了戰前文學的情況。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與雪隆中華工商總會於1989年11月舉辦的第一屆馬華文學節，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召開第一屆馬華文學節研討會“馬華文學七十年的回顧與前瞻”。由孟沙討論小說，姚拓討論戲劇，甄供討論理論批評與文學史料整理，愛薇討論兒童文學，陳錦松討論報導文學，陳應德討論詩歌，陳蝶討論散文。各篇文章都涉及戰前各體文學的情況。舉辦當局將會議論文結集成書，是探討馬華文學重要的資料。

戰前文學的探討，也通過文學作品，文學史料展示的方式進行，從而給讀者（觀衆）帶來更爲立體的感受。例如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與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聯辦的新加坡開埠一百五十周年新馬華文文學作品展、南洋大學中文系的新馬文學作品展、新加坡阿裕尼文藝創作與翻譯學會的新馬華文文學史展、新加坡文藝研究會的已故作家作品展、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舉辦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展。展品也顯示了戰前作品的情況，特別是阿裕尼文學創作與翻譯學會和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文學史展，更展現戰前至當代的文學發展情形。

必須強調的，這種文學研究的熱鬧，並不是新馬學者的專利，實際上自八十年代開始，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外地學者也紛紛投入戰前馬華文學研究的陣營。上海的王振科對戰前的文學思潮有濃厚的興趣，[92]並爲此撰寫了多篇有關這方面的論文。廣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海外文學中心特設資料室來收集新馬海外文學作品。該所賴伯疆的《東南亞海外戲劇概觀》，就包括戰前馬華戲劇的論述。廣州市中國歸僑作家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回音壁》所刊登的多篇早期作家的回憶文章，提供早期作者的重要資料。汕頭大學陳賢茂也撰寫了馬華各體文學發展的文章，其中當然包括戰前馬華文學發展的論述。港、台、海外文學學術會議的多次舉行，也推動馬華文學的研討。廈門大學在1988年舉辦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會議，也有助于馬華文學研究的推進。日本的今富正巳教授，對馬華文學研究非常熱心，曾寫作多篇關于馬華文學的篇章，也在日本培養研究馬華文學的研究生，舛穀銳就是相當突出的一位。今富教授對馬華文學的分期，更爲注意，並曾爲此撰寫了長篇的分析文章。[93]另一位學者鈴木正夫教授爲探求郁達夫在新加坡的文學活動，在新加坡居留一段時間，回日本所撰寫的資料，使他成爲郁達夫研究的權威。澳大利亞的研究生莫倚梅則以林參天的《濃煙》作爲研究的專題。

回顧戰前馬華文學研究，我們是帶著相當喜悅的心情，因爲過去數十年，我們的學者做得不少，而且也能讓我們驕傲地提呈斐然的成績單。而目前研究情況的進展，更令我們在前瞻這項工作時，深抱滿懷信心。我們相信，在未來的一、二十年間，我們的學者將可以在以下的範圍進一步展開我們的工作，並且取得驕人的成果：

1。馬華舊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在1919年新文學運動展開之前，新馬文壇充斥的是舊文學作品：舊小說、舊詩詞、古文，等等。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述，當時的舊文學作者也不少。[94]我們已經有一些學者展開馬華舊文學的已經工作，如李慶年就以戰前馬華舊體詩演進史爲題，撰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葉鍾鈴進行陳省堂的研究，編撰陳氏的文集。[95]楊進發也研究吳鈍如的作品，並將其政論論文編輯成書。[96]王慷鼎、朱傑勤、姚夢桐、柯木林、朱炎輝、李元瑾等也從事戰前一些文人如邱菽園、丘逢甲、康有爲、郭嵩燾、黃遵憲等的研究。[97]然而這些工作還是在初步開展的階段，因爲還有許多副刊有待論析，如《檳城新報》的副刊《詩詞專號》，前後維持十多年之久，所刊登的舊詩詞作品不少，開始至今仍然沒有學者以之做爲個案加以研究。戰前的許多文學作者，都有他們的詩文集，這些詩文集有的在戰前已經出版，有的在稍後的階段才推出。然而這些詩文集也欠缺專人的探討和研究。我們在研究馬華新文學上，已做得不少，但是在舊文學的鑽研上，卻明顯的不足。要了解馬華文學總體的發展，則非全力整理舊文學不可。這是今後馬華文學研究不能忽視的一個重點。

2。研究馬華文學。戰後的部分雖然也出現刊物缺失，文學單行本難得的現象，不過比起戰前的部分，問題還算不大。戰前文學單行本少，報章副刊除了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閱讀縮微膠卷之外，最方便取得的材料就是方修所編的《馬華新文學大系》，或者一些學者論文中所引的原文資料。這就造成研究者在進行有關的工作時，受到嚴重的束縛，甚至導致分析論點，以及研究成果受到左右與影響了。要促進戰前的馬華文學研究，有必要要求研究者進入圖書館閱讀報章的第一手資料，同時，應該盡速地整理報章副刊的文學篇目，文學作者索引，有便研究者查詢、參考。另一方面，鼓勵外地的重視東南亞或新馬研究的大專學府或圖書館組織，在經濟條件允許下，有比較長遠的計劃，也就是能收藏這些報章的縮微膠卷。

3。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初稿三卷和修訂本兩卷，已經爲戰前馬華新文學發展與演進勾畫了相當清楚的輪廓。近幾年來，有不少機構和單位向我表示他們也想撰寫馬華文學史。當他們要我對他們的計劃提出意見時，我都持著反對的態度。理由是，既然已有方修的文學史，如果後作的，不能根據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不能就有關問題在有更多的材料時，做更爲深入的探討，實在沒有必要再花費心機去撰寫另一部文學史。然而這並不是說，新一代就不可以寫文學史，相反的，我是極爲鼓勵後進者能夠後浪推前浪，問題在怎麽樣的前浪。這幾年來，我一直鼓勵我的研究生全面掌握有關的第一手資料，撰寫抗戰救亡時期的馬華文學。已完成的論文有戲劇、小說、文學理論的研究，今後如果還有研究生從事散文、詩歌的研究，並有學者願意就這些研究成果加以綜合、貫串的話，一部較爲比較全面的抗戰救亡時期的馬華文學史就可以因此産生了。當一位研究生完成一個階段的文學研究後，我鼓勵其他研究生在前一位研究生的基礎上，展開其他階段的研究工作。如蘇衛紅完成她的碩士學位論文《戰前五年的新馬小說研究》，現在有另一位研究生在進行其他階段的小說的研究。當這位研究生把其他階段的小說情況撰寫出來後，一部戰前馬華小說史的書籍也就呼之欲出了。

4。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研究馬華文學，可以說是相當寂寞的工作。單獨地搜集資料，單獨地探尋切入研究的方法。當時若有外地學者表示對馬華文學的興趣，我就會向他們講述馬華文學的情形，分析馬華文學研究的前景，盼望他們能加入馬華文學研究的隊伍。在訪問外地時，常常鼓勵中國沿海地區的學術朋友能夠設立馬華文學資料室，鼓勵他們召開東南亞文學研討會；也曾鼓勵日本學術界朋友成立南洋文化的研究組織；同時，和台灣學術界朋友合辦東南亞文學研討會，目的是希望馬華文學能夠走向世界。八十年代早期之後，東南亞經濟起飛。東南亞地區，特別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更是一片欣欣向榮。區域的了解，區域的合作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國關注的課題。在這種情勢之下，本地區的新馬華文文學研究加強了。不少年青的學人紛紛以新馬華文文學爲題，撰寫高級學位論文；廣州、廈門、洛陽、南京、台北等地的多位年青學人也前來本地區進行新馬文學的研究。這些從外地來本地區研究的年青學人，當他們將來回返家園之後，就可以在當地發揚馬華文學的研究。即使他們將來不一定回返家園，以他們和他們故鄉的文化和出版的聯系，毫無疑問的，必將推動馬華文學在當地的進展。換句話說，我們正以興奮和樂觀的心情看著馬華文學研究走向世界。

[1]邱菽園《揮麈拾遺》。上海。1901年。

[2]見《南洋商報》副刊《新生活》創刊號。1923年9月6日。

[3]段南奎《星光今後的態度》。《星光》第四十五期。1926年《叻報》。

[4]曾聖提《醒醒吧，星城的藝人》。《文藝周刊》第三期。1929年1月18日《南洋商報》。又楊松年《主張南洋色彩文藝的張金燕》。《新馬早期作家研究》。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及新加坡文學書屋。1988年。

[5]燕（張金燕）《南洋與文藝》。《荒島》第十期。1927年3月25日《新國民日報》。

[6]編者（許傑）《尾巴的尾巴》。《枯島》第十期。1928年10月25日《益群日報》。又楊松年《主張同情與反抗的許傑》。《新馬早期作家研究》。同上注。

[7]乾乾（湯喚乾）《星火閃光》。《星火》第三期。1929年4月26日《南洋時報》。

[8]士仁（許傑）《枯島題辭》。《枯島》創刊號。1928年8月23日《益群日報》。

[9]一村（吳廣川）《發刊詞》。《新野》創刊號。1935年5月21日《新國民日報》。

[10]編者（鐵亢）《展開現實：作爲發刊詞》。《世紀風》創刊號。1938年12月7日《總彙新報》。

[11]見《努力》第十一期。1937年5月24日《光華日報》。

[12]康人《前置詞》。《新流》第一期。1939年10月3日《新國民日報》。

[13]見林稚生《中國文化與歐西文化之比較》。1919年2月25日《叻報》。

[14]見增愷《新文學目的底商榷》。《新國民雜誌》。1920年12月16日至249日，及1921年1月6日至7日《新國民日報》。又廖文彬的《新文化園地中的毛病、誤解及應注意之點》。《新國民雜誌》。1925年5月12日及13日《新國民日報》。

[15]燕。（張金燕）《南洋與文藝》。《荒島》第十期。1927年4月1日《新國民日報》。

[16]煉青《文藝與地方色彩》。《椰林改革號》。1929年9月23日《叻報》。

[17]黃僧（黃征夫）《學術文化與南洋華僑》。《椰林改革號》。1929年7月22日至23日《叻報》。

[18]承禮《關於新興文藝》。《椰林改革號》。1929年3月1日《叻報》。

[19]衣虹（潘國渠）《新興文學的意義》。《椰林改革號》。1930年4月16日《叻報》。

[20]衣虹曾爲新興文學寫了一系列的作品，例如《新興文學的內容問題》。《椰林改革號》。1930年4月30日《叻報》。《新興文學的形式問題》。《椰林改革號》。1930年4月25日《叻報》。《新興文學的大衆化問題》。《椰林改革號》。1930年5月3日《叻報》。《新興文學的背景》。《椰林改革號》。1930年4月17日。《新興文學之曆史的使命》。《椰林改革號》。1930年4月18日《叻報》。

[21]滔滔《我們所需要的文藝》。《墾荒》第一期。1930年5月10日《星洲日報》。

[22]廢名（丘士珍）《地方作家談》。《獅聲》。1934年3月1日《南洋商報》。

[23]曾艾狄《馬來亞文藝界漫畫》。《出版界》。1936年9月2日至9日《星洲日報》。

[24]諦克《現階段馬來亞文學的主題》。《文藝》。1938年3月6日及13日《光華日報》。

[25]一息《文藝的現實性》。《世紀風》。1939年7月26日《總彙新報》。

[26]金丁《什麽是抗戰文學》。《獅聲》。1938年1月26日《南洋商報》。

[27]鐵抗（鄭卓群）《論馬華文藝》。《晨星》。1940年8月30日、31日、9月3日《星洲日報》。

[28]巴人（王任叔）《展開反法西斯文學運動》。《新南洋》。1941年9月21日《南洋商報》。

[29]東方丙的《暴露法西斯的罪惡》。《獅聲》。1941年9月5日《南洋商報》。清才的《略談而已－－響應反侵略文學口號提出一點意見》。《獅聲》。1941年9月13日《南洋商報》。

[30]絮絮《論文藝通俗化問題》。《獅聲》。1939年11月25日《南洋商報》。

[31]風《通俗文學與連環圖畫》。《獅聲》。1938年12月23日《南洋商報》。

[32]《開展南洋通俗文學運動綱要》。《世紀風》。1938年12月24日《總彙新報》。

[33]金丁《章回小說與連環圖畫》。《獅聲》。1938年4月20日《南洋商報》。

[34]梅子《關於大鼓、彈詞的問題》。《新國民文學》。1939年1月24日《新國民日報》

[35]獨宜《論山歌民歌小調的再創》。《文會》。1940年5月9日《總彙新報》。

[36]老蕾《關于馬來亞的報告文學》。《世紀風》。1939年10月6日《總彙新報》。

[37]吳天《論街頭劇》。《晨星》。1938年11月26日《星洲日報》。

[38]史明《從壁報說到牆頭小說》。《今日文學》。1938年1月31日《南洋商報》。

[39]鐵抗曾爲文藝通訊的寫作與文藝通訊運動撰寫多篇文章。《馬華文藝大衆化運動和文藝通訊運動》。見《晨星》。1940年11月27日《星洲日報》。《文藝通訊的寫法》。《世紀風》。1939年11月8日《總彙新報》。牆頭作者的作品爲：金丁《關於寫通訊》。《獅聲》。1938年5月4日《南洋商報》。漁光的《關于文藝通訊的參考書》。《世紀風》。1939年11月8日《總彙新報》。石燕紅《談文藝通訊運動》。《文會》。1941年6月2日《總彙新報》。思明《關于馬華文藝通訊員運動》。《世紀風》。1939年8月14日《總彙新報》。施五《漫談通訊》。《晨星》。1940年7月26日《星洲日報》。張曙生《發展馬華文藝通訊的基本認識》。《前哨》。《馬華日報》。林英屏《展開馬來亞文藝通訊運動》。《晨星》。1939年12月15日《星洲日報》。

[40]何采菽《我對於〈荒島〉的建設和改造》。《新國民雜誌》。1927年2月16日《新國民日報》。

[41]小泉《〈新野〉引起了我說話》。《新野》。1935年10月14日《新國民日報》。瞻唏《讀〈新野〉後》。《新野》。1935年10月。

[42]朱君魯《讀罷〈奧托〉六、七、八期》。《奧托》第十一期。1933年2月24日《光華日報》。

[43]健安《一月來》。《晨星》。1934年7月18日《星洲日報》。

[44]匡人《一九三二年文藝周刊的清算》。《文藝周刊》。1933年1月1日《星洲日報》。

[45]李潤湖《一年來的工作檢討》。《殉難特刊》。1938年1月1日《新國民日報》。

[46]葉尼《一九三八年的星火》。《星火》。1938年1月8日《星中日報》。

[47]座談會於1938年1月在馬六甲舉行。記錄載是月《星中日報》副刊《星火》。

[48]諦克《介紹〈南潮半月刊〉》。《野風》。1938年月27日《檳城新報》。歐陽克辛《關于〈文藝長城〉》。《世紀風》。1939年7月24日《總彙新報》。寄鴻《〈文藝長城〉第二期》。《新園地》。1939年7月29日《新國民日報》。

[49]丘士珍《介紹饒楚瑜君的〈籠〉》。《獅聲》。1934年6月7日《南洋商報》。

[50]參閱楊松年《〈南洋時報〉關於人性與文學問題的論爭：兼論析中國有關討論對馬來亞文壇的影響》。新加坡《中教學報》第十八期。頁66－75。1992年。又：楊松年、周維介《星洲日報的〈野葩〉》。《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頁137－159。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年。

[51]楊松年《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頁27－29。新加坡同安會館。1990年。

[52]林文錦《戰前五年新馬文學理論研究》。頁174－179。新加坡同安會館。1992年。

[53]景三《一九三一年的華僑文藝》。《殉難特刊》。1932年1月1日《民國日報》。

[54]如刊於《星洲日報》的有：林莽的《一九三四年馬來亞文壇一瞥》，冰人的《一九三四新加坡文藝界之一瞥》，海風的《一九三五年馬來亞文藝界》，哥空的《一九三五年馬來亞文壇》，馬達的《一九三六年馬來亞文壇》，實的《一九三六年馬來亞文藝界動態述略》，黃石的《一九三六年馬來亞文藝界動態術略》、馬達的《一九三期年馬華文藝界》、郁達夫的《一年來馬華文化的進展》；刊于《南洋商報》的有：文翔的《一年來新加坡文化展望》、人生的《一九三六年馬來亞文化動態》、蔡貞堅的《一九三七年馬華文壇概況》、陳南的《一九三八年馬華文藝界一角》、《一年來的馬華文藝界》，等等。

[55]《新國民日報》刊登的有：李潤湖《一九三六年的馬來亞文壇》、鐵亢《一年來的馬華文藝》、淩霄《一九三九年的馬華文化文壇》，疾流《一九三九年救運中馬華思想總檢討》、亦克《一九三六年馬來亞文化界的動向》。《光華日報》有：鄭隱之《一九三三年馬來亞華僑的文化》，秋朦《一九三七年怡保文化界》。

[56]見曼《憶沈良牧》、菲《悼林潮平》、哲《念彭佐良君》，等等。1946年8月10日《總彙報》。

[57]見1945年10月8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58]見1945年10月5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59]文章寫於1945年。見《停晷集》。1962年4月香港群島出版社出版。

[60]1946年8月22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61]見《記者界特刊》。1946年8月2日《星洲日報》。

[62]見1946年3月2日《華僑日報》副刊《星海》。

[63]1946年7月9日新加坡《公報》。

[64]見1946年7月9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65]1946年5月28日及29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66]1946年11月1日及2日《星洲日報》副刊《晨星》。

[67]鄭卓群《馬華文藝叢談》。新加坡維明公司。1957年。96頁。引文見端木、魯莽序文。

[68]方修《馬華文壇往事》。新加坡星雲出版社。1958年。

[69]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新加坡青年書局。1968年。424頁。

[70]座談會原邀請四位作者參加，除了苗秀之外，其他三位爲李汝琳、韋暈及李冰人。李冰人因故不能出席。三爲發言者，台北是李汝琳的意見，多涉及戰前新馬文學。

[71]李廷輝等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共有八集，計理論、小說一、小說二、散文一、散文二、詩歌、劇本、史料。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所收爲自1945年至1965年即新加坡獨立前的新馬華文文學作品。

[72]如鄭玉芬《論馬華十部長篇小說》。南洋大學榮譽學位論文。1972年。林關浩《馬華四部長篇小說研究》。南洋大學榮譽學位論文。1972年。等等。

[73]馬來西亞的李錦宗，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與馬來西亞前往美國、台灣各大學留學的一批學子如黃錦樹、林建國、張錦忠等的努力，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74]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裏書局。1978年。

[75]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楊松年《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新加坡同安會館。1986年。楊松年《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新加坡同安會館。1990年。楊松年《〈新國民日報〉與二十年代的新馬文學》。《人文》。1982年5月17日、24日《南洋商報》。楊松年《〈南洋商報〉副刊與新馬華文文學》。《人文》。1983年5月9日、16日、23日、30日及6月5日《聯合早報》。柯思仁《戰前新馬的戲劇副刊與戲劇評論（1924－1941）》。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年。

[76]郭惠芬《中國南來編者及所編刊物：1949年以前新馬華文文學刊物探析》。《亞洲文化》第二十一期。頁125－152。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年。

[77]研究郁達夫之作有：王潤華編《郁達夫卷》。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4。姚夢桐《郁達夫旅新生活與作品研究》。新加坡新社。1987年。王慷鼎、姚夢桐《郁達夫研究論集》。新加坡同安會館。1987年。研究張金燕的有：唐美安《張金燕小說中的新加坡華人婦女》。新加坡國立大學榮譽學位論文。1983年。研究苗秀的有：陳世俊的《苗秀及其小說論評》。新加坡國立大學論文。1983年。楊松年《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中，收有研究張金燕、曾聖提、許傑、陳練青、曾華丁、吳逸凡、竇秦白、汪開競、吳仲青、羅依夫、黃征夫、林雪棠、曾玉羊等人的篇章。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及新加坡文學書屋。1988年。

[78]郭榮貴《戰前五年的新馬戲劇（1937－1941）》。新加坡國立大學榮譽學位論文。1982年。

[79]楊松年《戰前新馬劇團研究之一：馬華巡回歌劇團》。《亞洲文化》第十三期。頁12－41。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9年。楊松年《新中國劇團在新加坡》。《中教學報》第十九期。頁83－102。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聯合會。1993年。

[80]陳應德曾以馬華詩歌發展的專題，撰寫馬來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原甸也有討論馬華詩歌發展之作。

[81]朱緒《新馬戲劇活動四十五年》。新加坡文學書屋。1985年。朱緒《我與戲劇》。新加坡勝友書局。1987年。柯思仁《檳城的南洋新興戲劇運動－－新馬戲劇運動左傾意識的開端》。《東南亞華人文化、社會、經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

[82]林文錦《戰前五年新馬文學理論研究》。新加坡同安會館。1992年。

[83]蘇衛紅《戰前五年新馬華文小說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6年。

[84]卓金香《三十年代初期經濟大蕭條背景下的新馬華文文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年。

[85]林徐典《五四時期的反封建思潮在馬華文壇的反響》。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1995年。楊松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新馬華文文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37－264。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

[86]趙戎《新馬華文文藝詞典》。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年。

[87]王慷鼎、楊松年《馬來亞戰前華文報刊系年初稿》。新加坡《星洲日報》副刊《文化》。1982年3月1日。王慷鼎、楊松年《新加坡戰前華文報刊系年初稿》。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人文》。1982年2月22日、29日及3月1日。楊松年《大英圖書館所藏戰前新華報刊》。新加坡同安會館。1988年。

[88]見何家良等編《新馬文學創作索引》。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及華文中學教師會出版。1969年。吳天才編《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叢書。吉隆坡。1975年。

[89]餘秀斌《新馬華文文學研究書目提要》。新加坡新社。1991年。

[90]馬侖《馬華寫作人剪影》。新山泰來出版社。1980年。《新馬華文作家群象》。新加坡風雲出版社。1984年。馬侖《新馬文壇人物掃描（1825－1990）》。馬來西亞韋輝出版社。1991年。

[91]楊松年《廈門、同安籍文學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第二屆世界同安聯誼大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頁1－11。中國同安。1996年。黃秀愛《客籍作家與戰前新馬華文文學》。《亞洲文化》第二十一期。頁110－124。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年。

[92]作品有《1936年兩個文學口號的論爭在新馬文壇的餘波》、《新興文學理論在新馬的傳播》、《中國話劇藝術對新馬華語戲劇運動的影響》、《中國現代作家在新馬的文學活動》等。收於所著《同根的文學》書中。海口：南海傳播公司，1996年。

[93]今富正巳撰寫多篇戰前新馬文學研究的論文，如《馬來亞華文文學的高潮和低潮》、《馬華文學在抗戰初期的一些問題》，等等。論文用日文書寫。由今富正巳教授古希紀念文集刊行會編。東京三冬社出版。1992年。

[94]在戰前出版的舊體詩著作，除了前舉的邱菽園的著作外，尚有：楊雲史的《江山萬裏樓詩詞抄》。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邱菽園《嘯虹生詩抄》。新加坡。1922年。邱菽園《檀榭詩集》。新加坡。1926年。一些舊體詩詞作品雖然在後期出版，實也包括不少戰前之作，如郭嵩燾的《郭嵩燾詩文集》。湖南嶽麓書社。1984年。郭嵩燾《郭嵩燾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黃遵憲《人鏡廬詩草箋注》。香港中華書局。1963年。康有爲《南海先生詩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李西浪《劫灰集》。新加坡。1935年。陳延謙《止園集》。新加坡。1938年。

[95]葉鍾鈴《陳省堂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年。132頁。

[96]楊進發編著《吳鈍民政論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

[97]一些作品如王慷鼎的《新馬報章所見丘逢甲詩文及有關資料目錄初探》。《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3年12月號。朱傑勤《學者詩人邱菽園》。《亞洲文化》第七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6年。柯木林《黃遵憲總領事筆下的新加坡》。同上。朱炎輝《郭嵩燾二三事》。同上。李元瑾《1900年康有爲在新加坡的處境》。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