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至1920年臺灣新馬舊體文學之比較研究
台灣佛光 大學文學系專任教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 創辦人
作此論題的意義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不論是臺灣，新加坡或馬來亞，舊體文學是當時文藝界的主要文學類型。報章的社論，評論，副刊欄的各類文學創作，都是以舊文體為主，新文學在新馬文藝界偶爾出現，但數目不多。以上所說，主要在說明舊體文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重要性。可是目前的學術界，特別是新馬文學研究界，在論析文學發展時，總是談及新文學的情況，而忽視在當時雄踞一時的舊體文學。而傳統論析臺灣文學發展史的，也是以新文學為主。[1]舊體文學，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前或發生之際的舊體文學，是一塊被許多忽略的研究板塊。研究自1900年至1920年臺灣，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舊體文學的首要意義，就在于此。
中國人移民臺灣，為期極早，明以前已有移民的記錄，鄭成功登陸臺灣，帶領數目極多的中國人移居在這島上，更是大量中國人移民臺灣的空前記錄。也就是說，中國移居臺灣，至1900年止，至少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這情況和新加坡，馬來亞不同。中國人第一度大量移民新加坡和馬來亞，卻是始于這個時候（1900年）。十九世紀末，清政府腐敗，外國勢力入侵中國。中國沿海各地，被外國割裂為多個勢力範圍。社會動蕩不安，經濟破產。沿海地區，特別是閩粵人民，紛紛移往他地。這個時期的新馬殖民地政府，為要開闢新馬，發展新馬的經濟，需要大量的勞工，遂造成大量的閩粵人民移居這兩個地方，特別是當時仍屬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檳城，以及馬來亞的中心地，吉隆坡。三地的移民中當然有一些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對故國，對原居地的感情究竟如何呢？有著兩三百年移民歷史的臺灣，和剛剛移居新的土地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知識份子的心態當然是不同的。後者會對原鄉有著濃烈的情懷，對剛剛移居的異地有種種的不適應，是可以理解的。前者已是第一代移民之後的第五、六代，甚至更晚幾代，他們對原居地的鄉情，已經非常的薄弱，不過，民族感情呢？這當然是本研究希望瞭解的課題。
新加坡和馬來亞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也在馬關條約下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同是殖民地，但受到不同殖民主義者的統治。在不同殖民主義者的統治下，三地的文化運作，三地的知識份子所關心的課題又有什麼不同？這也是我們很有興趣探明的問題。
再新加坡和馬來亞。英國政府對華人的文化和教育的管制，還是相當寬鬆的。于是受到中國政治影響的各黨派，也通過報章的控制，發表代表他們立場的言論，希望得到海外的支持。于是各黨派人士，紛紛在新加坡和馬來亞辦報，如《天南新報》是一份支持維新運動的報紙，《總匯報》是支持保守力量的報紙，《中興日報》、《南僑日報》、《光華日報》是支持國民黨的喉舌。各報紙背後既然有政治力量的支持，其報章會顯露濃厚的中國政治色彩，自可想見。
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文化運動，文藝界提倡白話文，提倡新思想，攻擊舊體文學。這運動不但在中國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中國以外地區的影響也是非常重大的。本文也將探討五四文化運動在臺灣、新加坡、馬來亞的傳播與影響的情況。
取1900年與1920年為上下限的原因與切入的方法
選取1900年至1920年這段期間的文學位研究對象，也是有原因的。1900年，是臺灣在馬關條約下割讓給日本的後六年，也是戊戌變法發生後的第二年；1900年是義和團亂事發生的年份。1900年之後，更是中國多事之秋，八國聯軍入北京，辛亥革命結束清人統治，外蒙與西藏問題，國民軍北伐問題，袁世凱稱帝問題，軍閥割據鬥爭問題，等等。這些事件的發生對臺灣與新加坡、馬來亞的知識份子究竟造成怎麼樣的影響，是研究界關心的課題；這是本文選擇1900年為上限以及探討1900年後至1920年三地文學的原因。以1920年為下限，主要原因是1919年發生對臺灣、新加坡、馬來亞三地的文學都有重大與深遠影響的五四文化運動，本文以1920年為下限，希望探討在這影響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三地的傳播與影響的具體情形，而在它的影響下，舊文體的運作與命運究竟如何？
本文作者越來越相信，探討一個地區的文學狀況，單是從作品的文本來論析是絕對不夠的。“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文學史，應當是那個國家或地區人類文化活動史的部分。它絕對不是作家或作品史。它除了論析文學作者與文學作品之外，還包括多方面問題的探討：如文學的經營的問題，其中又包括報章副刊與雜誌的編者為何創辦有關的副刊或雜誌，他們容納稿件的標準為何？取稿的原則又是如何？他們的編輯方針對當時和以後的文壇、社會有著怎麼樣的影響？當時的文學團體的運作情況又是如何？對當時與以後的文壇、社會又起著怎麼樣的作用？此外，也包括文學消費的課題，如當時讀者的興趣與需要如何左右文藝的出版與發表？編者如何考量與照顧讀者的興趣與需要來引導讀者？＂[2]在進行本課題的研究時，更堅定深我對上述研究方法的認識。因為不從文學經營、文學作品、文學消費入手，將無法比較清楚地論析三個地區的文學情況，更遑論比較它們的異同。
下文將從文學經營與文學消費，以及文學作者與作品兩大方面來比較臺灣、新加坡、馬來亞舊體文學。
文學經營與文學消費
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情況
一．報刊的推動
報紙的出版，在新馬有悠久的歷史。第一份中文報紙，不是出版于中國或臺灣，而是在馬來亞的馬六甲。[3]之後中國才後來居上。在十九世紀末，上海與北京是中國報紙的重鎮。後來上海與北京報紙的表現，反過來影響新加坡和馬來亞，使到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報紙，成為推動當地文藝發展的主要中心力量。因此探討1900年至1920年的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舊體文學，不能不研究當時的報紙。探討新加坡與馬來亞文壇如何收到中國的重大影響，也不能不研究當時的報紙。
新加坡于1900年之前創設的報章有《日升報》、《叻報》、《星報》（1890）、《天南新報》（1898）、《日新報》（1899），等等。馬來亞繼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後，在1900年之前出現的報章有：《天下新聞》（1828）、《華洋新報》（1828）、《嶼報》（1828）、《南洋時務報》（1896）、《檳城新報》（1896）、《廣務時報》（1897），《檳城時報》（1898），等等。
在1900年之前，新馬報章沒有什創設副刊來容納文學作品，只有報章的一些社論與評論，這些被現代研究界列為新聞文學的作品。
1900年之後，報章對文學作品越來越重視了。一些報章開始有一些欄位刊登這一類的創作。後來甚至有副刊版位的設立。在1900年至1920年間，于新加坡創設的報刊有：《醫學報》（1901）、《圖南日報》（1904）、《南洋總匯報》（1906）、《中興日報》（1907）、《解毒報》（1907）、《西中星報》（1908）、《七州府法政憲報》（1908）、《星洲晨報》（1909）、《南僑日報》（1911）、《振南日報》（1913）、《國民日報》（1914）、《國民雜志》（1915）、《新華僑》（1917）、《養正學校月報》（1917）、《養正學校季刊》（1918）、《南洋育華》（1918），等等。在馬來亞創設的報刊有：《吉隆坡日報》（1909）、《四州七日報》（1910）、《光華日報》（1911）、《僑聲日報》（1911）、《南洋華僑雜志》（1917）、《益群報》（1919），等等。
通過欄位的設立來推動文藝
且以吉隆坡的《益群報》所設副刊與欄位來說明馬來亞的文學經營情況：《益群報》在第七頁的文藝版位裏，編者設立多種欄位來容納不同性質不同類別的文學作品。在這期間所設的欄位有：
“教育部”，主要刊登與教育問題有關的作品，其中有論及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或者介紹各地區的教育情形的，如劉經庶的《新教育的目的》，葉紹鈞的《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
“作述家”，是讓作者登載比較長篇的議論作品，如曾厚錄的《記南洋錫礦開采法》就連載多期；“新思潮”顧名思義，是刊載提倡新思想的篇章，如我的《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佚名的《什麽是思想》；
“自由神”也提供作者發揮自由思想的版位元元，作品有譚鳴謙的《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
“小說界”或“小說”欄登載的是文言小說，作品有厚祿的《餘之斷腸史》，悲天的《復仇》，其後編者爲提倡白話小說，另辟有“新小說”欄，作品甚多，有楊振聲的《一個兵的家》，予的《斷手》，大鍾的《祖家貨與唐山客》；
“蕊珠宮”刊載舊詩詞，作者有星若，王培元，林健侯，湘濤，頑空，林詞，梁春雷，流水，海外護花者，河心穀，滄痕生，鄭子瑩，詹受天，李鐵民，等等。
“采風篇”，“問俗篇”取用的是敍述各地民生民風的作品，這時段前者的作品爲李悲影的《荷屬先達埠調查記》。後者的作品如每日的《南洋旅行談》。
“妙蓮台”登載的有銘文，粵謳，笑話，等等。粵謳如梁春雷的《抵制劣貨》，散文如振家的《忠告南洋之華僑》，笑話如佚名的《諧電》，銘文如駱炯雄的《暗度陳倉銘》，系仿《陋室銘》而作。
《益群報》至1920年4月，仍沒有副刊的推出，欄位多依照以前的形式，不過增加少數的欄位，如“隨感錄”，內容蕪雜，多雜感趣談一些欄位的名稱略有改變，如“小說”易為“小說海”。“小說海”的作品都是白話。“新思潮”也刊登白話之作，針對生活，思考方式，教育問題，軍人的態度，政治等各方面問題提出意見。其後《益群報》改變做法，推出副刊《自由談》，而將上述的欄位收納在這個副刊內，雖然增添了一些新欄位，而一些欄位的名稱沒有較大的改變。以1920年6月份的這份報章來說，《自由談》所容納的欄位有：“新思潮”，“讀者意見”，“新文藝”，“隨感錄”，“新歌謠”，“遊記”，“學生界”，“譯述”，“演講”，“新思潮”，“問題討論”，“小說”，“新小說”，“教育界”，“讀者俱樂部”，“新劇本”，幾個冠以新字欄位的增加顯示白話文的勢力越來越大。
在新加坡，情況也大同小異，玆以《南僑日報》與《叻報》為例說明。《南僑日報》創設于1911年，創設後當是受到當時其他報紙的影響，也設立欄位元來容納文學作品。所設欄位有：“諧文”、“粵謳”、“班本”、“小說”、“記事小說”、“孽情小說”、“神怪小說”、“談叢”、“文苑”、“南音”、“雜文”，等等。《叻報》創刊于1881年12月10日，至1932年3月31日停刊。創辦人薛有禮。所設欄位，計有“紀異＂、“叢談＂、“雜記＂、“雜文＂、“奇聞＂、“詞苑＂、“詩話＂、“文苑＂、“詞選＂、“粵謳＂、“南音＂、“龍舟歌＂、“諧著＂、“諧談＂、“諧文＂、“笑柄＂、“隨筆＂、“筆記＂、“格物＂、“史談＂、“小說＂、“益聞＂、“博聞＂，等等。
新加坡和馬來亞報章之所以會設立這些直到現在還不能在西報看到的文藝欄位，實受中國的影響。當1872年中國上海《申報》創刊時，已有詩詞和紀事等作品穿插在新聞文字中。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報章，是在中國報章的影響也推出了刊登文藝作品的欄位，而在欄位的設立，甚至有變本加厲之勢。很明顯的，新加坡和馬來亞報紙編者設計與推出這些欄目，其目的出于照顧文學作者需要與滿足讀者興趣的考慮。像“詞苑＂、“文苑＂、“詞選＂是給文人發表作品，給知識份子閱讀的欄位；“諧著＂、“諧談＂、“諧文＂、“笑柄＂具市民趣味，是給一般大眾讀者閱讀的欄位，“粵謳＂、“南音＂、“班本＂則是雅俗共賞的園地。
不但如此，編者推出文藝欄位，有時更有巨大的抱負。如1919年8月16日馬來亞吉隆坡的《益群報》推出欄位“新小說會＂，目的就在倡導寫實的白話小說的創作。編者清楚地表示，該欄位要求的是寫實派的作品，特別是關於南洋社會的內容，而拒絕黑幕的材料；堅持只要白話作品，而不要文言的篇章；甚至舉楊振聲的白話小說《一個兵的家》為要求的樣本，希望作者依據楊文的樣式寫作。為鼓勵寫作者創作白話小說，編者甚至說，當該欄位刊登滿百篇作品後，將另將作品印成單行本，每投一篇文稿者，送書一本。
通過副刊的設立來推動文藝
1900年至1920年間，基本上是一個文藝欄位的年代，當時雖然有一些副刊，但為數甚少，1920年以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文藝界，才步入文藝副刊的年代。
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文學副刊是在文學欄位的基礎上設立的。編者在一版中集合多個欄位而冠以一個刊名，就是副刊了。例如新加坡《中興日報》於1907年創刊，當時就闢設一個版位，名為《非非》，其中有“詞林＂、“文苑＂的欄位；《星洲晨報》於1909年8月創刊。該報設有副刊《警夢鐘》，內有欄位“小說＂、“諧談＂、“諧文＂、“粵謳＂、“匝俎＂、鼓吹聲“、＂詞苑“等。《國民日報》于1919年4月創設副刊《國民俱樂部》。副刊就集合多個欄位如“隨感錄＂、“傳記＂、“瀛談＂、“叢談＂、“粵謳＂、“小說＂、“教育界＂、“實業界＂、“文苑＂等組成。“文苑＂後易名“詩苑＂、“詩選＂、“詩詞＂等。
相對于文藝欄位來說，由於副刊比較有綜合性與系統性，因此更方便編者在創設副刊時，可以作較整體的規劃，與作鮮明的要求。甚至在編刊的過程，對有關刊物有何想法，有何要求，也可以在某一期副刊的刊首語提出他的意見和看法。以新加坡《國民日報》的副刊為例說明吧。《國民日報》創設于1914年5月，1919年4月推出第一個副刊《國民俱樂部》，1919年6月，改組這個，另定名為“新國民＂。定名為新國民的原因，是要“新我國民＂，而要“新我國民＂，編者極力強調步趨世界新潮流的重要性，他說：“世界為進化的，亦趨新的，欲立國于世界斯不能不順此趨新之潮流。＂而國家要趨新，需先新其國民，所以他又說：“顧國家也，皆無機物也，其新的程度若何，胥視我國民之新的程度若何而定之。＂要新國民，那麼文學教育就很重要的了，這是編者改組《國民俱樂部》為《新國民》的原因。編者說：“從今本部特改《新國民》，本此志也，內容悉以容納世界最新思潮、最新學說，冀一新我國民之耳目，亦聊盡我言論界之責任于萬一云耳。＂[4]
關於“在編刊的過程，對有關刊物有何想法，有何要求，也可以在某一期副刊的刊首語提出他的意見和看法＂一點，可以《國民俱樂部》為例說明。前曾指出，《國民俱樂部》創設于1919年5月。編刊至第二個月，編者為加強副刊的介紹世界新潮的內容與教育興革的內容，因此在刊首語作如是的宣佈：“本俱樂部概為容納世界新潮與教育興革等件起見，故對於無關重要之文字暫不登載，閱者諸君倘有惠稿，除欲發表新文藝外，其餘詩詞頌箴等件，以限于篇幅，概置不錄，務請投稿諸君注意。＂[5]
臺灣的情況
1900年至1920年間臺灣文藝界經營文藝的情況和新加坡與馬來亞有很大的不同。在這期間，臺灣報界創辦的報紙，有《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鵬南日報》、《東臺灣日報》、《新高新報》、《臺灣經世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新民報》。然而這些報紙，多是日文報紙。而刊載中文文學作品的，有《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等。但這段期間的《臺南新報》已經沒有保存。[6]《臺灣日日新報》是由日人經營的，目前臺灣圖書館所藏的這份報紙，也是從1924年起才能得見其中的一些報章。[7]與新加坡和馬來亞不同的是，當時臺灣出版的期刊雜誌比新馬多，有《臺灣文藝》、《相思樹》、《新泉》、《新星》、《蛇木》、《綠珊瑚》、《新學叢誌》、《南瀛集》、《經鹿》、《新生》、《紅塵》、《熱》、《若草》、《紅檜》、《月桃》、《南方》、《人形》、《木瓜》、《臺灣俳壇》、《臺灣文藝叢誌》、《曙》、《諸羅》、《南方藝術》、《荊棘之座》、《潮》，其中最需要仔細探究的是《臺灣文藝叢誌》。但是除了《臺灣文藝叢誌》外，多數是日文刊物，有中文作品的，又多沒有存藏。可以說，臺灣的報紙，不象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報章，由於英殖民地政府的善妥保存，目前大部分早期新加坡和馬來亞的中文報紙都相當完整地保存在大英圖書館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央圖書館也購買及保存了這些報刊的縮微膠捲，這使得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副刊文學有很好與寬闊的研究空間。
報章給予當時臺灣文學作者活動的空間既然有限，文學作者的文藝經營方式也就有其他方面的轉變。知識份子積極發展傳統的文人結社的活動方式。文人結社，在明末清初的文壇，已是非常的活躍。江南江北，大大小小的文社，詩社，比比皆是。影響所及，在明鄭時代，臺灣
就有海外幾社的設立。到了清代，詩社依然是文藝界的重要組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東吟社，道光六年（1826）漳化的鍾毓詩社，道光、同治年間新竹的潛園吟社，光緒四年（1878）臺南的崇正社，光緒十二年（1886）新竹的竹梅吟社，光緒十五年（1889）的斐亭吟會，光緒十六年漳化的荔譜吟社，光緒十七年（1890）臺南的浪吟詩社，臺北的牡丹詩社，光緒十八年（1891）臺北的海東吟社，光緒二十三年（1897）彰化的鹿苑吟社，等等。馬關條約後，臺灣割讓日本，“滄桑之巨變，家國之巨痛，士人感受更深。從前所讀四書五經，準備科舉考試的讀書人，如今已感到功名無望，生活潦倒，只有藉詩酒來發洩心中的不滿，及對祖國的懷念。為了維繫漢文化，中國國學于不墬，于是各地紛紛設立私塾，教導國學，並且吟誦詩文，表示士人對祖國的忠貞，不屈服異族的統治。各地讀書刃為了互通聲氣，以期保存國粹，于是各地詩社，相繼成立，五十年間，詩社數目之多，達到空前。＂[8]1900年至1920年間，也是詩社文社非常蓬勃發展時期。其中一些例子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霧峰的櫟社，彰化的拔社，光緒三十一年（1905）樹林的詠霓詩社，光緒三十二年（1906）臺南的南社，宣統元年（1909）臺北的瀛社，宣統二年（1910）臺北的西瀛詩社，宣統三年（1911）高雄的鳳岡吟社，嘉義的羅山吟社，桃園的桃園吟社，臺南的嶼江吟社，1914年宜蘭的仰山吟社，臺中的黎江吟社，臺南的蘆溪吟社，彰化的鹿江詩會，1915年臺北的妍社，嘉義的玉峰詩社，臺南的春鶯詩社，1916年嘉義的青年吟社，1917年臺北的芸香吟社，嘯洋吟社，杏社，彰化的崇文社。1918年臺中的敖魚西吟社，1919念雲林的芸社，嘉義的尋鷗吟社，臺南的竹橋吟社，1920年雲林的炎社，嘉義的樸雅吟社，峰崙詩社，無名吟會，鶯社，臺南的酉山吟社，高雄的旗津吟社，等等。[9]其中彰化、臺南、臺北、嘉義詩社文社之多，更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這些詩文團體都推出各式各樣的活動，較常見的有小集聯吟，命題徵詩。如南社就每月命題徵詩，而在春秋佳日，更假開元寺、竹溪寺、西華堂、三官等勝地催詩唱和。而大型活動，有全縣詩社聯吟，甚至有大至全省詩人聯吟的。霧峰的櫟社，曾于1910年召開全島詩人大會，流連倡和，稱一時之盛。瀛社也在1914年函邀南北詩人一百一十仞舉行聯吟大會。
擊缽詩是當時盛行的作詩方式。擊缽詩有六項限制：一限時交卷：即在聲響起前必須交卷。限詩韻：由德高望重的公開拈韻，抽到什麼韻，就以該韻作詩；限詩體：規定作兩題，首唱限制作五律或七律，次唱作七絕。平仄規定極嚴，不得有拗句。限詩題：依以下數類題材出題：天文類，如夕照、春雷、苦旱等；時令類，如早春、秋興、新寒等；地理類，如杜鵑花城、五峰瀑布、楓橋等；寺觀類，如靈岩參禪、聽經、古寺聞鐘等；宮室類，乳赤崁樓、題環翠樓、宿指南宮等；慶喜類，女國父頌、端午節懷屈原、新婚宴等；送別類，如重逢、餞歲、機場送別等；集會類，人日雅集、登高會、春宴等；游眺類，如夏游日月潭、阿里山觀日出、海天秋望等；人事類，如話舊、鄉夢、師門感舊等；人物類，如岳飛、杜甫、文天祥等。限詞宗：由有名望且具才學者擔任詞宗評選作品；限交一首，每人作兩題，一題律詩，限坐一首；一題絕句，亦限作一首。
以下以彰化鹿江詩會的活動為例說明：1915年乙卯，該會第一期的活動：課題〈春燕〉，限元韻。左詞宗林仲衡，右詞宗施梅樵，共得詩二百三首。會員有：蔡子材、蔡子昭、莊太岳；客員：陳雪滄、香砂、郭意、石居、吸天、樵隱、芷庭、詩培、秋園、紹年、國禎、素癡、文宗、林培英、簡若川、陳雪樵。
由於新加坡、馬來亞與臺灣的政治、社會情況不同，文學作者關懷的課題不同，影響所及，作品所反映的問題也自然不同。前文提及，二十世紀初，中國南方人民大量湧進新加坡和馬來亞。英國政府對這群人民的湧入，基本上是歡迎的，因為他們符合政府的要求，需要大批勞動力來協助新加坡和馬來亞的開闢。對這些新湧進的華人，英國政府的態度是，只要不影響他們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管治，他們允許這些華人在文化上、政治上、社會上、教育上，有較為自由的空間。這是新加坡和馬來亞之所以可以有眾多報刊創設的原因。而在可以允許的範圍內，文學編者與作者紛紛提出他們當時所關心的課題，或轉載他們興趣的課題的其他地方的文章。所以當時的文學作者，不但在作品中抒發一己的情感，也常針對他們所關心的國際時事問題發表他們的意見。這些知識份子剛從中國南來，對故鄉的情感非常濃烈，對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非常的關切。可以說僑民意識深厚。這些抒發對故鄉情感的篇章，或者表露對故鄉的眷念，或者悲慨遠離故鄉的飄泊生活，或者寫對家鄉親人、友人的懷念，或者為不得還鄉而痛哭，或者表示對南洋社會並沒有像他們原本所想像的那樣美滿而深感惆悵。這些作品比比皆是。而中國局勢的動盪，中國當政者的賣國行徑，也引起他們的口誅筆伐。如1900年義和團的亂事，在新加坡的報章《天南新報》、《叻報》和馬來亞的《檳城新報》都引起編者和作者的熱烈反應。其後的外蒙問題，中國政府大舉外債的問題，也是眾所關心的課題。新聞評論固不必說，舊詩詞、散文作品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作者對這些時事問題表達了他們的情緒與看法。即使是俗文學中的歌謠或粵謳之作，也不乏此類篇章。以下以兩首歌謠為例給大家看看當時的情形。《南僑日報》所轉載的廣東排俄會古劍夫的《排俄歌》：“嗚嗚嗚嗚，憤憤憤憤。我中國民，精神速振。暴俄野心，協約逼認。獨立煽蒙，屢生禍釁。奪我籓籬，奪我邊郡。罔顧邦交，公法不聞。恣意欺淩，勢難啞認。撻伐不伸，瓜分又引。國破家亡，人財俱泯。飲恨吞聲，普天同憤。凡我國民，雄心應振。富者輸財，貧者出陣。軍以餉成，糧足兵奮。民氣方新，英雄發韌。協力同心，捐囊勿靳。宜發熱忱，一人一份。愛國精神，中華威震。警告同胞，奮奮奮奮。＂以及廖平子的排俄歌《長歌當哭力排俄》（節錄）：“康君好作排俄論，勸我更作排俄歌。黃埃沖天白日動，鯨吞蠶食意雲何？憶昔軒轅奮戈起，百族倉皇隨風靡。四千載後患侵尋，更恐敲膚並剝髓。吁嗟乎人生之壽不過百年，何堪弱肉強食遭顛連。揮戈自是男兒事，能以人力迴蒼天。敵不盡兮戰不息，衝鋒陷陣吾天職。側身田地何茫茫，短衣匹馬馳荒域。籲嗟乎康君汝試仰望蒼天雲，其下蓬蓬有生氣。今是吾族策功勳，慎莫嗟傷時勢改。猶當鬱勃為光彩，興來灼灼看吳鉤。＂
臺灣文學作品的內容則不一樣。光緒二十年（1894）在馬關條約下，臺灣讓給日本。第二年五月，日軍進入臺北。十月占領全臺灣。臺灣人對日軍的占領是抗拒的。抗日的志士可以說此起彼伏，此伏彼起、1895年有唐景崧、劉永福、林大北；1896年侑劉德杓、簡義、柯鐵；1898年侑陳發；1901年有詹阿端；1907年有蔡清琳；1912年有劉乾、黃朝、陳阿榮、羅福星；1903年有張火爐、李阿齊、賴來，1934年有羅阿頭；1915年有余清芳、江定、羅俊等。臺灣人死難的達六十五萬人。文學作者遂以他們的筆尖紀錄了這段臺灣的悲慘歷史，如洪月樵長篇之作《臺灣淪陷紀哀》，許夢青七律之作《憫亂》；日軍治臺，一方面以武力壓制反抗力量，另一方面以高壓的政令控制人民對日人的嚴苛管制文學作者也表露了他們的不滿與控訴，如許夢青《過廟有感》表示：＂宮殿巍巍護五韻，無端大地起妖氛。稱兵至逞薰天焰，侮聖真成掃地文。滿目詩書經劫火，傷心院宇駐胡軍。牛溲馬渤終貽恨，安得咸陽一炬灰？＂文學作者也對日人的嚴厲課稅以及徵役的條例和役夫蒙受的種種苦難提出激烈的抗議。
在日人統治下，日人刻意斷絕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加上文化嚴苛的管制，在臺灣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我們感覺不到臺灣寫作者對中國政治、社會、軍事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關心。即使是在1919年發生的驚天動地的五四文化運動，它可以在一兩周內，就可以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引起反響，可是臺灣文藝界卻必須等到1922年在一位留學日本的臺灣青年黃呈聰到中國遊歷，眼見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並在中國造成波瀾壯闊的影響後，在1923年於《臺灣》介紹白話文後，才將五四文化運動傳播到臺灣來。就可了解在這時期，新加坡和馬來亞與中國的關係，要比臺灣更來得直接。
結語
[1]幾部新馬華文文學史的著作，論及新馬文學的發展，都以1919年為起點，也就是說，這些文學史作者，都是就新馬新文學來論述新馬的文學，而沒注意及舊文學的情況。李慶年博士論文《馬華舊體詩演進史》補充了新馬文學研究界的一大真空。而要了解新馬舊體文學的更詳細發展情形，仍須學術界的努力探討，在臺灣，是有一些研究臺灣舊體文學的單篇作品，如劉伯鑾《臺灣詩歌的發展紀要》。1980年7月8日《中央日報》。但數目甚少。單行本學術著作有廖一瑾的《臺灣詩史》。此書曾于1989年由臺北武陵出版社出版，1999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也印刷出版。在研究臺灣舊體文學上，是開先河之作。近來研究臺灣區域文學的學者，已一改過去撰寫文學史的態度，他們積極收集各種舊體文學的資料，舊體文學已是他們極為關懷的重要環節。臺灣研究區域文學的著作，有嘉義詩社詳細資料詳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史》。（臺北：里仁書局，1998）。彰化詩社文社詳細資料參施懿琳、楊翠《彰化縣維繫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施懿琳、鍾美芳、楊翠等《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等。
[2]
本文作者在今年3月在廈門大學第五屆東南亞華文文學會議上宣讀的論文《研究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若干領會》。
[3]英國倫敦佈道會遣派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15年在馬六甲創設《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雖然是一份宗教性質的月刊，卻是第一份華文報刊。
[4]
見1919年6月20日《國民日報》。
[5]見1919年6月5日《國民日報》。
[6]
臺南市圖書館只藏1924年起的這份報紙。臺大總館存有自1921年5月至1937年1月的這份報紙
[7]
臺北五南書局影印自創刊時期起的這份報紙，但品質差，報紙內容幾乎無法察識。
[8]
陳國威《臺灣詩社初探》。《壢商學報》第二卷。1994年5月。頁4－5。
[9]
嘉義詩社詳細資料詳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史》。（臺北：里仁書局，1998），頁243－245。彰化詩社文社詳細資料參施懿琳、楊翠《彰化縣維繫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109－117。
[10]
見1913年1月27日《南僑日報》。
[11]施懿琳、楊翠《彰化縣維繫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94－102。